北京日报客户端 | 作者 闫 霞
初冬岁月，落英缤纷，银杏满树金黄，在阳光下耀眼夺目。京城可观赏银杏树的景点颇多，京西名刹西峰寺就是其中之一。
西峰寺坐落在门头沟区永定镇岢罗坨村西，与戒台寺、潭柘寺遥遥相望。西峰寺创建于唐，属于戒台寺的下院。元代时因“内有胜泉涌出不匮，外有山岚环绕如帷”，改名为玉泉寺。明代惜薪厂掌厂太监陶镕出资重修，明英宗赐名“西峰寺”。清乾隆年间，因该寺发生了冒充活佛治病敛财的案件而日渐凋敝，后来成为恭亲王奕的家庙。
西峰寺现存石桥、山门殿、天王殿、毗卢殿、如来宝殿以及两厢回廊禅房三十余间，留存下来明代石碑、清乾隆年间刻石、恭亲王之子载滢地宫、载滢墓地界桩、溥儒刻石等地上、地下文物。
西峰寺如来宝殿
千年古树发幽思
自明成祖朱棣迁都之后，随着北京城的营建，城内百姓增多，寺庙也日益增多，数量位居全国之首，北京有“寺庙甲天下”之称。在这些寺庙中，如潭柘寺、红螺寺、大觉寺、五塔寺等，大多有古银杏树相伴。西峰寺如来宝殿东侧的宋代古银杏树，树龄约1200年，是西峰寺最古老的“绿色文物”。这棵树是雌株，树高35米，胸径766厘米，平均冠幅24米，遮阴面积约一亩，是一级古树。每年十一月上旬是最佳观赏期，溢彩流金，蔚为壮观，深藏京西群山之中，鲜有人知。
树下立有清乾隆乙巳年（1785年）北平陈观礼五言诗刻石，石上镌刻五言诗：“鸭脚江南树，初闻炎宋时。绛囊驰贡后，银杏锡名宜。干历冰霜久，心惊世代移。住将南渡恨，说与寺僧知。无复宜城态，幽燕古色侵。好花开向夜，孤植自成荫。别有雌雄盛，难窥天地心。钟声画远籁，风雨一时深。乾隆乙巳南至前一日，题白果树于寺之东檐下，北平陈观礼”。诗中的“鸭脚江南树”，借用北宋欧阳修的“鸭脚生江南，名实未相浮。绛囊因入贡，银杏贵中州”。“鸭脚树”，其实就是大家熟悉的银杏树。可惜的是，20世纪80年代，此刻石被断落的巨枝砸中，碎成五块。
陈观礼，顺天府宛平县举人，嘉庆五年任靖远县令，他对家乡的西峰寺十分熟悉，情有独钟。如今史学家公认乾隆朝晚期已经由盛转衰，康乾盛世已趋尽头，当时的盛世外表下，隐藏着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危机，可谓“风雨一时深”。诗中，陈观礼以京西古刹西峰寺和寺内的古银杏树“孤植自成荫”“钟声画远籁”的幽燕古色，与北宋南迁的“南渡恨”及“天地心”“世代移”等联系起来，发古幽思，以古鉴今，立意高远。
碑文记载一桩官司
西峰寺现存三通明代石碑，分别是正统四年（1439年）立的《重建西峰禅寺碑记》《重建西峰禅寺记》和隆庆六年（1572年）的《敕赐西峰寺碑记》。它们记载了西峰寺的历史沿革、隆庆年间的重修经过、寺院田产等内容，对了解明代京城附近佛教寺院的布局、管理以及佛教发展等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这三通石碑原立于寺外，保存比较完好。2003年秋，它们被移到院内古银杏树前的草坪上保护。
银杏树前的明代石碑
《敕赐西峰寺碑记》碑阳所刻碑文介绍了正统年间，惜薪司太监陶镕重修西峰寺，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嘉靖直到隆庆年间，一直由惜薪司派人管理。隆庆四年（1570年），经请示太监李庆勋，惜薪司再次对西峰寺进行大规模修缮，并在西峰岭南坡开垦空地一段。
碑阴刊刻西峰寺历史上较大的一次诉讼。封建时代，寺庙往往占有大量的田地和财产。除皇家赐田和社会各阶层信徒的资助和施舍之外，寺庙还通过自己购买、开荒、兼并等方式，获得田产并逐渐扩大规模。正是该寺新开辟的一块土地，引发了西峰寺历史上较大的一次诉讼，官司从宛平县一直打到顺天府。
隆庆四年二月，房山县太平里村民高自本，一纸诉状告到宛平县衙，说原山坡土地归自己所有，每年向县衙交纳粮食，西峰寺侵占了自己的土地，要求西峰寺每年给予补偿粮食若干。宛平县衙接到高自本的诉状，一纸文书传到西峰寺，当时寺内管事僧闻听此事，也将高氏告到顺天府。顺天府差人委派宛平县京西乡老人杨大民调查此案。经查，西峰寺属宛平县地方，与房山县无干，土地又是山地，根本无法耕种。按照杨大民的报告，宛平县衙作出判决，“其山坡不宜耕种，原无粮草”，高自本控告西峰寺“情理难干”，于是将高氏“正其罪”。后来，朝廷专门发布敕谕，公告乡民，明确新开垦的山坡地仍旧归西峰寺所有，并立碑刻石。
恭亲王之子长眠于此
在中国近代史上，恭亲王奕是炙手可热的人物。他在两宫太后发动的“辛酉政变”中作用巨大，因此受封议政王。作为皇族中少有的开明人士，在他的支持和倡导下，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李鸿章等开办了以军事工业为主的近代工业，史称“洋务运动”。后来，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因权力之争势如水火，奕黯然去职。
为了避难养疾，赋闲在家的恭亲王在京西戒台寺住了十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出资对戒台寺进行了修缮，并捐资为戒台寺赎回庄户一所，土地七顷有余。为感念他的功德，当时的住持达文和尚将下院西峰寺赠予恭亲王作为陵寝之地。恭亲王出资修建了西峰寺殿堂，还营造了“地宫”。后来，奕再次被启用，重返政坛，他去世后，朝廷在昌平赐予了墓地，因此奕和他的家人大多埋葬在昌平区崔村乡麻峪村，此地宫一直闲置。
奕的次子载滢于1909年去世，载滢的长子溥伟承袭了恭亲王的爵位，于是与其弟溥儒将载滢葬在了西峰寺的地宫，并将原茶棚院改建为阳宅。清代丧葬等级制度非常严格，不可僭越，只有皇帝才能有地宫，其余人是不能有的。载滢去世时，社会较乱，清政府已无暇顾及，加上溥伟又袭了恭亲王爵，故而能将其父亲葬于西峰寺地宫之内。溥伟兄弟二人将西峰寺改为载滢的陵寝，并圈定界址，制作界桩，现在西峰寺北岭还保存着两根石界桩。后来因为辛亥革命爆发，陵园工程尚未彻底完工，享殿宝顶还未盖上，砖瓦石料被挪作他用。
载滢地宫位于如来宝殿后侧，殿后的台阶将地宫宫门隐蔽起来，东侧就是那棵千年古银杏树。地宫坐北朝南，由大块青石砌成券拱结构。墓门门楣为一块巨大的长方形铸铁，墓门由整块青白石雕成。棺床前常年积水，自棺床至墓门架桥相通。
刻石书法造诣高
院外北边约五百米处，是岢罗坨村的北沟。在这人迹罕至的密林沟壑之间，目前已被发现的溥儒刻石有7处91字，分别刻于五块岩石之上，字体为楷、行、草相间。这些刻石结构内紧外松，行笔圆润流畅，有提笔，有命名，内容异中存同，形断意连，是难得一见的精品。
西峰寺北沟的溥儒刻石
溥儒的名字是光绪帝赐名，后来取字为心畲，号西山逸士、羲皇上人、松巢、旧王孙、岳道人等等，室名为省心斋、寒玉堂。作为皇室子弟，溥儒自幼接受国学教育，7岁就开始学诗，曾被慈禧称赞为“本朝神童”。溥儒诗文书画无一不精，三十岁与张大千齐名，称“南张（大千）北溥（心畲）”，后又与著名书画家吴湖帆并称为“南吴北溥”。张大千对溥儒的评价非常高，称赞说“中国当代有两个半画家，一个是溥心畬，一个是吴湖帆，半个是谢稚柳。”
辛亥革命后，载滢的夫人带领家人来到戒台寺避难。1912年，十六岁的溥儒在母亲的督促下，在西山隐居读书。“山居十年”，是他取得艺术成就的关键十年。清王朝的灭亡，使得溥儒的身份由皇亲贵胄变为清朝遗民，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人生转折，也由此造就了他独特的个性与艺术面貌。
溥儒善于运用意象借物抒情，这与中国古典诗词传统一脉相承。西峰寺这七处溥儒刻石，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是他埋首文翰，善藏高隐，避于乱世的写照。“翛然”“千峰尽成雪”，有着出尘绝世、游心物外的寂寥苍凉；松柏经常出现在溥儒的诗作和绘画中，龙是帝王皇家身份的象征，他以松喻龙，通过隐喻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身份。“松下云来往”，清寂古隽，俊逸雅致。诗文书画的主题往往能反映画家的心境和观念，作为帝胄之后的“旧王孙”，“滚雪”反映溥儒个人际遇变化的心境，更突出了文人精神。
（文中图片均为闫霞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