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蒋介石决堤郑州花园口，使老百姓丧生89万，淹死多少日军？
1938年6月9日，一场惊天动地的人为灾难在河南郑州花园口上演。为阻挡日军进攻，国民党军队在此处决堤黄河，引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洪灾。滔滔黄河之水倾泻而下，淹没了河南、安徽、江苏等省44个县，受灾人口高达1250万。更令人震惊的是，这场灾难直接导致89万平民丧生，其中仅河南一省就有47万人葬身洪水之中。
这一决策背后究竟有怎样的考量？决堤行动是否真的达到了预期的军事目的？面对如此惨重的平民伤亡，当时的决策者们是否感到愧疚？而在这场浩劫中，又有多少日军士兵葬身洪水？让我们一起走进历史，揭开这段尘封已久的往事，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细节和真相。
I. 花园口决堤的历史背景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正式拉开帷幕。日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陷北平、天津，并很快占领了华北大部分地区。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国民政府决定在上海发动大规模反击，以期减轻华北战场的压力。
1937年8月13日，第二次淞沪会战爆发。国民革命军调集精锐部队，与日军展开激烈厮杀。这场持续三个月的战役，虽然最终以国军战败而告终，但也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
然而，上海的失守并未能阻挡日军的脚步。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随即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抗战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
1938年初，日军调集24万大军，以徐州为目标，发动了华中地区的大规模进攻。国民政府调集60万大军，在李宗仁将军的指挥下，组织了规模庞大的徐州会战。在这场激烈的战役中，中国军队奋勇作战，尤其是在台儿庄战役中，取得了抗战以来最大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
然而，徐州会战的胜利只是暂时的。日军很快调整战略，改变了正面进攻的战术，转而采取包围策略。1938年5月19日，徐州失陷，国军被迫向豫皖苏边区撤退。
日军乘胜追击，继续向西推进。5月底，日军攻占开封，并直指中原重镇郑州。此时的郑州，不仅是河南省会，更是平汉、陇海两条铁路的交汇点，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一旦郑州失守，日军将获得控制华北、华中的有利地位，甚至可能威胁到国民政府的陪都武汉。
面对这种危急局势，国民政府高层开始考虑采取非常手段来阻止日军的推进。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个大胆而又充满争议的计划浮出水面——决堤黄河，以水攻敌。
这个计划的提出者是国民革命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他认为，通过在郑州附近的花园口决堤，可以利用黄河水患阻挡日军的进攻，为国军争取宝贵的时间重整旗鼓。然而，这个计划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和道德挑战。决堤将会淹没大片土地，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和财产损失。
程潜意识到这个决定的重大性，于是向最高统帅蒋介石请示。蒋介石权衡利弊后，最终批准了这个计划。随后，程潜命令第20集团军司令员商震具体负责决堤行动。
1938年6月9日，在郑州北郊17公里处的花园口，国民党军队开始了这场影响深远的军事行动。商震亲自带领两个团的士兵，开始对黄河大堤进行破坏。起初，他们尝试在郑州东部的中牟赵口决堤，但因水道阻塞未能成功。即便使用炸药爆破，效果也不尽如人意。
在多次尝试失败后，商震麾下的新8师师长蒋鼎文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他建议在花园口决堤，认为那里的地形更有利于水流冲击。商震采纳了这个建议，随即调整了决堤地点。
经过一天的艰苦工作，6月9日傍晚，花园口大堤被成功炸开。滔滔黄河之水如脱缰的野马，汹涌而出，很快淹没了周围的广大地区。这一决策虽然在军事上达到了阻挡日军推进的目的，但也给华北平原带来了难以估量的灾难。
II. 决堤的决策过程
1938年5月底，日军攻占开封后，继续向西推进，直指中原重镇郑州。面对这种危急局势，国民政府高层开始考虑采取非常手段来阻止日军的推进。在这个关键时刻，决堤黄河的计划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这个计划最初由国民革命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提出。程潜是湖南人，曾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北伐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他深知黄河水患的威力，认为通过在郑州附近的花园口决堤，可以利用滔天洪水阻挡日军的进攻，为国军争取宝贵的时间重整旗鼓。
程潜向最高统帅蒋介石汇报了这个计划。蒋介石听后沉默良久，他深知这个决定将会造成巨大的民间损失，但面对日军的猛烈攻势，似乎别无选择。蒋介石召集了军事委员会的核心成员，包括陈诚、白崇禧等人，共同讨论这个计划的可行性。
会议上，意见分为两派。支持决堤的一方认为，这是阻止日军推进的最后手段，可以为中国军队争取到重要的战略缓冲时间。反对的一方则强调，这样做将会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和财产损失，而且可能会激起民愤，不利于长期抗战。
讨论持续了整整一天。最终，蒋介石权衡利弊后，做出了这个艰难的决定——批准决堤计划。他强调，这是为了国家存亡而不得不采取的非常手段，并要求尽可能减少平民伤亡。
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后，程潜立即着手准备。他命令第20集团军司令员商震具体负责决堤行动。商震是河南人，对当地地形十分熟悉。他召集了工程专家和当地官员，研究决堤的最佳地点和方法。
最初，他们计划在郑州东部的中牟赵口决堤。然而，经过实地考察后发现，那里的水道有阻塞，不利于水流迅速扩散。即便使用炸药爆破，效果也不尽如人意。
在多次尝试失败后，商震麾下的新8师师长蒋鼎文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蒋鼎文是浙江人，曾就读于黄埔军校第一期，在抗日战争中屡立战功。他建议将决堤地点改在花园口，认为那里的地形更有利于水流冲击。商震采纳了这个建议，随即调整了决堤地点。
然而，决堤行动并非易事。首先，他们需要在最短时间内疏散附近的居民。这项工作由当地政府和军队共同完成，但由于时间紧迫，许多村民并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只是被匆忙地疏散到高地。
其次，他们需要克服技术难题。黄河大堤经过多年加固，已经十分坚固。他们必须找到堤坝的薄弱点，并使用足够的炸药才能确保决堤成功。为此，商震调来了工兵部队，由专业人员负责爆破工作。
在准备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有些士兵得知决堤可能会淹没自己的家乡，情绪低落，甚至出现了抗命的情况。商震不得不对这些士兵进行思想工作，强调这是为了国家大义。
同时，为了确保行动的秘密性，决策层严格控制了信息的传播。只有少数高级军官知道具体的计划，大多数参与行动的士兵直到最后一刻才知道自己的任务。
1938年6月9日，决堤行动正式开始。商震亲自带领两个团的士兵，来到花园口。在工程专家的指导下，他们开始对黄河大堤进行破坏。起初，他们尝试用铁锹和镐头挖掘，但进展缓慢。随后，他们开始使用炸药。
整个过程中，商震始终在现场指挥。他知道，一旦决堤成功，洪水将会迅速蔓延，他和士兵们必须迅速撤离。因此，他要求工兵部队精确计算炸药量和引爆时间。
经过一天的艰苦工作，6月9日傍晚，花园口大堤被成功炸开。滔滔黄河之水如脱缰的野马，汹涌而出。商震和士兵们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看着黄河水逐渐淹没周围的广大地区。
这一决策虽然在军事上达到了阻挡日军推进的目的，但也给华北平原带来了难以估量的灾难。随着洪水的蔓延，大片农田被淹没，无数村庄被冲毁，数以百万计的民众流离失所。这场人为的灾难，成为了抗日战争中最具争议的军事行动之一。
III. 决堤后的灾难性后果
1938年6月9日傍晚，随着花园口黄河大堤被炸开，一场空前的人为灾难在华北平原上演。滔滔黄河之水如脱缰的野马，倾泻而下，很快淹没了周围的广大地区。这场洪水所造成的破坏，远远超出了决策者们的预期。
洪水首先席卷了河南省的中牟、开封、兰考等地。开封作为千年古都，曾经历过多次黄河泛滥，但这次洪水的规模和破坏力却是前所未有的。城墙被冲垮，街道变成了汪洋，无数古迹在洪水中沉没。开封的居民们来不及撤离，只能紧急爬上房顶或者树上避难。许多人在惊恐中被卷入湍急的洪流，生死未卜。
洪水很快蔓延到安徽省。蚌埠、凤阳等地遭受重创。蚌埠作为淮河上的重要城市，平时就常受水患困扰，这次更是遭遇灭顶之灾。城市的低洼地区完全被淹没，居民们不得不乘坐临时搭建的木筏逃生。凤阳县的明中都遗址，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明朝陪都，在洪水中进一步坍塌，许多珍贵的文物forever消失在了泥沙之中。
江苏省北部同样未能幸免。徐州、宿迁、淮安等地遭受重创。徐州作为淮海地区的中心城市，虽然地势相对较高，但周边的农村地区却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成片的良田被淹没，农民们眼睁睁看着一年的收成付之东流。宿迁的骆马湖、洪泽湖水位暴涨，沿岸的渔村被洪水吞没，许多世代以捕鱼为生的家庭一夜之间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家园。
据不完全统计，这场洪水淹没了河南、安徽、江苏等省44个县，受灾人口高达1250万。更为tragic的是，直接因洪水丧生的平民高达89万人，其中仅河南一省就有47万人葬身洪水之中。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同期日军在这些地区造成的直接伤亡。
洪水不仅带来了大量的人员伤亡，还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生态破坏。据估计，约400万亩良田被淹没，无数农作物颗粒无收。洪水过后，大片土地变成了盐碱地，短期内无法恢复生产。这对原本就已十分困难的抗战后方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
生态环境同样遭受重创。黄河改道后，原本的生态系统被彻底破坏。许多珍稀动植物的栖息地被淹没，生物多样性遭受严重影响。同时，大量泥沙随洪水沉积，改变了地貌，影响了地下水系统，这些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更为严重的是，这场灾难造成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数以百万计的灾民被迫离开家园，成为难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失去了所有财产，只能靠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救助度日。这些难民的涌入给周边未受灾地区带来了巨大压力，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在开封，一位名叫张福的农民，亲历了这场灾难。他回忆道：＂那天傍晚，我正在田里干活，突然听到远处传来轰隆隆的声响。还没反应过来，就看到一道黑色的水墙向我们这边涌来。我拼命往高处跑，好不容易爬上了一棵大树。从树上看去，整个村子都被淹没了，只有几个屋顶露出水面。我在树上待了整整三天，眼睁睁看着许多邻居被洪水卷走。＂
在安徽凤阳，一位名叫李氏的老妇人，失去了全部五个儿子。她哽咽着说：＂他们都是壮劳力，本想着能帮衬家里。谁知道那天他们都在田里干活，来不及逃生。现在就剩我一个老婆子了，连个给我送终的人都没有。＂
这些个人的悲剧，乘以数百万，就构成了这场灾难的全貌。然而，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这些平民的苦难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和救助。大多数灾民只能自生自灭，依靠自己的力量重建家园。
洪水退去后，留下的是一片狼藉。曾经繁华的城镇变成了废墟，肥沃的良田变成了泥沼。重建工作异常艰巨，许多地方直到抗战结束后才开始恢复。这场灾难给华北平原留下了深重的伤痕，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IV. 决堤对抗日战争的影响
1938年6月9日的花园口决堤行动，不仅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还对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决策在军事、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个层面上都引发了连锁反应，成为了扭转战局的关键一环。
在军事层面上，决堤确实达到了阻止日军推进的目的。日军原本计划沿平汉铁路南下，直取武汉。然而，滔天洪水阻断了日军的进攻路线，使其无法继续向南推进。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其战后回忆录中写道：＂突如其来的洪水彻底打乱了我们的作战计划。我们的坦克和重型装备在泥泞中寸步难行，补给线也被彻底切断。＂
这一行动为中国军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国民政府得以将大量工厂和物资转移到大后方，为持久抗战奠定了基础。同时，中国军队也得以重整旗鼓，在武汉会战中给予日军沉重打击。
然而，决堤也给中国军队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大片国土被淹没，许多重要的交通线被切断，这不仅影响了军队的调动，也给后勤补给带来了巨大挑战。在随后的战役中，中国军队常常因为补给不足而陷入被动。
在政治层面上，决堤行动引发了国内外的广泛争议。国际社会对这一决定反应不一。一些西方国家的媒体将其描述为＂中国人民不惜一切代价抵抗侵略者的决心＂，表示理解和同情。然而，也有不少声音批评这一决定过于残酷，认为牺牲如此多的平民生命是不可接受的。
日本方面则利用这一事件进行大肆宣传，称中国政府＂残害自己的人民＂，试图在国际上抹黑中国政府的形象。在中国国内，尽管大多数民众理解这是为了抗战大局，但也有不少人对政府的决策提出质疑。
为了应对这些批评，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他们加强了宣传力度，强调这是为了国家存亡而不得不采取的非常手段。其次，他们承诺在战后对受灾地区进行重建和补偿。然而，由于战争的持续和资源的匮乏，这些承诺大多未能兑现。
在经济层面上，决堤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华北平原是中国重要的粮仓，大片良田被淹没导致粮食产量大幅下降。据统计，仅1938年一年，受灾地区的粮食减产就达到了300万吨以上。这不仅影响了前线将士的给养，也加剧了后方的粮食危机。
为了应对粮食短缺，国民政府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他们在大后方大力推广＂增产节约＂运动，鼓励民众开垦荒地，种植耐旱作物。同时，他们也加大了对国际援助的寻求力度。美国等盟国通过＂租借法案＂等方式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粮食援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粮食危机。
在社会层面上，决堤引发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对中国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数百万灾民涌入内地，给原本就已捉襟见肘的后方带来了巨大压力。许多城市人口激增，导致住房、就业、卫生等问题日益严重。
为了安置这些难民，各地政府和民间组织纷纷设立难民营。在重庆、成都等大后方城市，大量难民营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然而，由于资源有限，这些难民营的条件普遍简陋，疾病和饥饿时有发生。
与此同时，这场灾难也激发了全国上下的同情心。各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救灾运动。宋美龄领导的妇女界，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百万件衣服捐献运动＂，为灾民提供御寒衣物。许多知名人士也纷纷捐款捐物。著名作家巴金将其多部作品的版税全部捐给了灾民。
决堤还间接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大量农民进入城市，接触到新思想、新技术，为战后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奠定了基础。同时，这场灾难也促使人们开始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动了水利工程和防洪减灾技术的发展。
总的来说，1938年的花园口决堤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军事上阻止了日军的推进，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但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这一决策的影响深远，不仅改变了抗日战争的进程，也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余波一直延续到战后多年。
V. 决堤后的历史反思与评价
1938年花园口决堤事件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事件引发了持续不断的历史反思和评价。从战后初期到改革开放后，再到新世纪以来，对这一事件的认识和评价经历了复杂的变化过程。
战后初期，由于国共内战的爆发，对花园口决堤事件的讨论在公开场合相对较少。国民政府将其视为抗战中的不得已之举，强调其在阻止日军南下方面的积极作用。然而，在民间，特别是受灾地区的民众中，对这一决策仍存在诸多质疑和不满。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对花园口决堤事件的评价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这一事件被简单地归结为＂国民党反动派＂的错误决策。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学界开始对这一事件进行更加深入和客观的研究。
1978年改革开放后，学术界对花园口决堤事件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许多新的史料被发掘出来，一些亲历者的回忆录也陆续出版，为研究这一事件提供了更多的第一手资料。
在这一时期，河南省郑州市的一位名叫张德友的退休教师，开始了对花园口决堤事件的深入调查。他走访了大量的亲历者，收集了许多珍贵的口述史料。张德友回忆道：＂我采访过一位当年参与炸堤的工兵。他告诉我，当时接到命令时，所有人都震惊了。但在战争年代，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执行命令。炸堤后，他看到无数村民被卷入洪流，那场景至今仍在他的噩梦中出现。＂
这些新材料的出现，使得学者们对这一事件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一些学者开始质疑决堤的必要性和有效性。他们指出，虽然决堤确实阻止了日军的推进，但其造成的巨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是否值得，值得深思。
同时，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决堤对生态环境的长期影响。安徽农业大学的李明教授通过多年研究发现，决堤后黄河泥沙的大量沉积，改变了华北平原的土壤结构，这一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他指出：＂决堤不仅造成了短期的灾难，还对这片土地的生态系统产生了深远影响。直到今天，我们仍在努力修复当年造成的生态创伤。＂
进入21世纪后，随着档案的进一步开放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对花园口决堤事件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些学者开始运用跨学科的方法，从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多个角度全面审视这一事件。
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王立新教授在其2010年发表的论文中指出：＂花园口决堤事件不应简单地被视为一个军事决策，它实际上反映了当时中国面临的复杂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决策者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的艰难抉择。＂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决堤对普通民众生活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赵丽研究员通过对大量民间文书和家谱的研究，重构了决堤后华北平原社会结构的变迁过程。她发现：＂决堤导致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打破了传统的宗族结构和乡土关系，加速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在国际学术界，花园口决堤事件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美国哈佛大学的戴维·艾伦在其2015年出版的专著《洪水与战争：1938年黄河决堤》中，将这一事件置于全球战争史的背景下进行考察。他认为：＂花园口决堤是二战期间最大规模的人为环境改造行为，它展示了战争如何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
近年来，随着环境史研究的兴起，一些学者开始从生态的角度重新审视花园口决堤事件。他们指出，这一事件不仅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还对黄河流域的生态系统造成了长期影响。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陈阳研究员通过对卫星图像的分析发现，决堤后黄河改道形成的新湿地，反而成为了一些濒危物种的栖息地。这一发现为我们理解人类行为对自然环境的复杂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
与学术研究相呼应，近年来中国社会对花园口决堤事件的态度也在悄然变化。在河南开封，当地政府建立了＂1938年花园口决堤纪念馆＂，以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纪念馆的建立，既是对历史的反思，也是对逝者的纪念。
每年6月9日，都有大量民众自发来到纪念馆祭奠。一位来自安徽的老人在纪念馆留言簿上写道：＂我的祖父就是在这场洪水中失踪的。今天我来这里，既是为了祭奠祖父，也是为了铭记历史。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和平是多么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