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2月3日夜间9时，莱茵河之滨的德国西部城市杜塞尔多夫。五十六岁的市民阿波罗尼娅·屈恩（Apollonia Kühn）在贝尔塔大街遭到不明身份的歹徒袭击，头部和胸部被利器刺了18下。凶手以为屈恩太太已死，扬长而去。但屈恩太太大难不死，恢复了知觉，逃回家中。
五天后，有人在圣文岑茨教堂附近发现了九岁女童罗莎·奥林格（Rosa Ohlinger）的尸体。死者的太阳穴被刺了12下，胸部被刺了13下。凶手还在尸体上泼了汽油，企图将其焚毁。
2月12日至13日深夜，五十四岁的锁匠鲁道夫·舍尔（Rudolf Scheer）在街上被人刺死。次日早晨，一个认识舍尔的姑娘发现了尸体，赶紧报警。杜塞尔多夫市刑警总长蒙贝格（Momberg）亲自勘察了现场。尸检发现，舍尔的后脑和脖子被刺了12下。法医判断，杀死舍尔的凶器和上面两起案子一样，是一把剪刀。
4月2日，学徒埃尔娜·彭宁（Erna Penning）遇袭。不明身份的凶手用绳子勒住她的脖子，把她拖到了10米外的田野里。但彭宁拼命挣扎，侥幸逃脱。
次日，家庭主妇路易丝·弗拉克（Luise Flake）遭到同样手法的袭击，但附近可能有行人经过，歹徒受惊，弗拉克得以逃脱。
几天后，一个名叫约翰·施陶斯贝格（Johann Stausberg）的失业工人向警方认罪，说这几起凶案都是他做的。果然，施陶斯贝格被捕后，一连三个月都没有再发生类似的案件。但是医生发现，施陶斯贝格患有精神病，所以很难将他定罪。
7月30日，在选帝侯大道的一家下等小旅馆，一名妓女被扼杀，身上的现金遭劫。负责此案的调查组认为，这是妓女与嫖客圈子里司空见惯的暴力犯罪，与上述的系列案件无关。
果真如此吗？
连环杀人案
三周后，警方感到大失所望，因为发生了与之前的系列凶案极其类似的新案子。8月21日夜间，年轻女工安娜·戈尔德豪森（Anna Goldhausen）、商人海因里希·科恩布卢姆（Heinrich Kornblum）和家庭主妇奥尔加·曼特尔（Olga Mantel）相继遭到袭击，都被刺成重伤。
这一晚，安娜与一位女性朋友一起去了夜市，离开夜市后把女友送到家门口，然后自己回家。没走多远，突然有一个男人从黑暗中冲出来，向安娜扑去，用刀子捅她。安娜负伤，喊叫着跑回女友家门口。凶手追赶上去。这时屋里恰好有人出来，救了安娜，凶手只得逃走。安娜的心脏险些被刺中，胃、肝和肋膜受了重伤，住了几个月的医院才脱离危险。
袭击安娜之后，凶手“意犹未尽”，继续在夜色中游荡，遇见了奥尔加，将她刺伤。有人听见她的呼救，但赶到时发现凶手已经离开现场。凶手随后袭击了同样刚从夜市出来的科恩布卢姆，将他刺伤。但科恩布卢姆逃向夜市，凶手没有追赶。
8月24日，十四岁的学生路易丝·伦岑（Luise Lenzen）和五岁的女童格特鲁德·哈马赫尔（Gertrud Hamacher）从游乐场出来之后，遇见了歹徒。歹徒让路易丝帮忙买包香烟，将她支走，然后把格特鲁德带到一条乡间小径，割断了她的喉咙。然后他又去找路易丝，将她刺死。
次日，二十六岁的女仆格特鲁德·舒尔特（Gertrud Schulte）受到一个陌生男人的邀请，一起去逛夜市。这个风度翩翩的男人殷勤地给她买了糖果和水果。没走多远，舒尔特表示想回家，那个男人并不纠缠，立即答应送她回家。后来男人又甜言蜜语地说服她，一起再散散步。走到莱茵河畔的草坪，两人坐下休息，男人开始动手动脚。舒尔特拼命反抗，并高声呼救。男人拔出匕首，刺向舒尔特的咽喉。她当即失去知觉。苏醒之后，她又呼救，凶手猛地用匕首刺她的后背，因为用力过猛，匕首断在了她体内。这时附近有人经过，于是凶手逃走。舒尔特被人救起，送到医院。
9月29日，三十一岁的女仆伊达·罗伊特（Ida Reuter）被强奸后杀害。
甘纳特出马
短短半年时间发生了这么多起凶案，尤其是受害者中还有小孩子，这在杜塞尔多夫掀起轩然大波。人心惶惶，女性不敢单独外出，母亲不敢离开孩子哪怕片刻。治安警察和刑警放下其他一切工作，全力寻找凶手。警方悬赏1万马克给提供有价值线索的人。报纸和电台密切关注每一个新进展，并经常批评警察的无能。共产党认为警方不作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攻势来攻击警方和政府。比如《红旗报》发表文章说，这些凶案显示了“资产阶级政府对无产阶级民众的安全多么漠不关心”。但实际上，受害者并非全都属于无产阶级。这些凶案还引起了国际关注，英国悬疑小说作家埃德加·华莱士表示愿意协助杜塞尔多夫警方。在难以承受的巨大压力之下，杜塞尔多夫警方不得不向柏林求援。柏林派出了名侦探甘纳特。
甘纳特
9月30日，甘纳特来到杜塞尔多夫。他带来的团队里个个都是精挑细选的得力干将，包括多个领域的专家，比如研究精神病人犯罪以及专攻性犯罪的专家。整个调查组除了领导，光是探员就有50人。杜塞尔多夫警方和地方检察官也予以全力配合。这可以说是魏玛共和国最优秀的一支刑事调查团队。
仿佛是为了向甘纳特示威，凶手很快就再次行凶。10月11日，22岁的伊丽莎白·德里尔（Elisabeth Dörrier）遇袭。次日她被人发现时还活着，但头部受了重伤，昏迷不醒，在医院接受了三十六小时的抢救之后死亡。尸检发现，她的头骨被敲碎了，碎片嵌入了大脑。
到目前为止，十个月内有14人遇袭，其中7人死亡，死者中有3个未成年人。这极有可能是连环杀人案，凶手极有可能是同一个人。
警方没有向媒体披露很多重要的细节，比如凶手惯用剪刀、喜欢袭击小女孩等。公众既然对这些情况两眼一抹黑，就很难相应地提高警惕，也就很难把怀疑聚焦到一个人身上。警方一时间束手无策，只能收集群众提供的线索。这样的线索有超过1万条之多。
凶手可以说是猖狂至极，居然在9月底写信给警察局，但是这封信不知怎么遗失了，警方在破案之后才知道有这封信。10月14日，警察局收到了凶手的第二封信，其中描述了一个藏尸地点：“在帕本戴勒杀了人，在没有长野草的地方放了一块石头做标记，尸体埋在地下1.5米处。”
但是，正与千头万绪缠斗的警方对这条线索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只是派了几名制服警察去核实，结果没有发现尸体。
凶手也许在嘲笑警方的无能，并陶醉于自己的胜利。他于11月8日又写了一封信给警察局，说自己杀了一个五岁儿童，将尸体藏在“汉尼尔-卢艾格的墙边”。不过，警方还没有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一名警察于11月9日上午在汉尼尔-卢艾格工厂的墙边发现了11月7日被报告失踪的女童格特鲁德·阿尔贝曼（Gertrud Albermann）的尸体。随后警方收到了上面那封信，发现里面再次强调了帕本戴勒的谋杀。
警方这才重视起来，在信里描述的地点找到了几天前失踪的女仆玛丽亚·哈恩（Maria Hahn）的尸体。她的头部、脖子和胸部被刺了20下。当地一名农民在藏尸地点之上犁了地，并且发现了死者的手提包，但没有觉得异常，所以也没有报警。如果不是凶手自己提醒的话，不知道什么时候警方才会发现哈恩的尸体。
甘纳特了解了上述一系列案件的情况之后，命令将所有可能出自同一个凶手之手的案件整合起来，向办案的所有探员分享全部资料，并发动了德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搜索行动。全国所有警察机关、司法机关、海关与边防、检察院、监狱、科研院所、福利机构、精神病医院，都得到了要求配合的通报。
但几个月过去，警方仍然一无所获。虽然（在警方看来）没有发生新的凶案，但凶手其实并没有闲着。有好几个潜在的受害者只是因为运气好，躲过了悲惨的命运。比如女仆玛丽亚·维特豪普特（Maria Witthaupt）被凶手诱骗去散步时，碰巧遇上了凶手的妻子，她以为丈夫在搞外遇，上去扇了丈夫一个耳光。凶手悻悻地丢下两个女人，自己离开了。
投递错误的信
案子的转机是从一封投递错误的信开始的。也就是说，纯粹的偶然让这起连环杀人案真相大白。
1930年5月初，乡下姑娘玛丽亚·布特利斯（Maria Butlies）来到杜塞尔多夫找工作。我们不知道她当时有没有听说当地的连环杀人案。她在职业介绍所认识了另一个姑娘，两人约好于5月14日在火车站见面，但是布特利斯被放了鸽子。
这时，她遭到一名陌生男子的骚扰。危急时刻，另一名男子出现，自称公职人员，“英雄救美”，赶走了那个流氓。布特利斯十分感激，放下了戒备，向对方讲述自己身无分文，孤身一人在这座大城市，连落脚的地方也没有。乐于助人的“公职人员”立刻热情地表示，可以让她到他家暂住一晚，再做计议。
在甜言蜜语之下，布特利斯跟着到了他家。没想到进屋之后，该男子也开始纠缠她。她激烈地反抗，于是男子礼貌地答应把她送到政府的救济站过夜。经过一处森林时，他企图将她扼死，但不知为什么又放弃了，然后把她带到一处电车站，放她走了。
布特利斯当时还不知道自己是多么幸运。她把自己的遭遇写在一封信里，寄给自己的一位女性朋友。没想到这封信投递错了，收到信的人感到事关重大，于是将信交给了警方。
警方从布特利斯的描述中意识到，那名男子正是他们要找的连环杀人狂。两名警察陪着布特利斯，让她去指认凶手的住处。费了一番周折，布特利斯找到了迈特曼大街71号。但是进了房子之后，她又吃不准了。于是两名警察先行告辞，约好了请她再到警察局一趟。但是与警察分别之后，布特利斯又拿定了主意，迈特曼大街71号确实就是那一晚她被凶手带去的地方！
布特利斯的胆子不小，在没有警察陪同的情况下独自回到迈特曼大街71号。在那里，她遇见了住户之一维默尔小姐，与其攀谈起来，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两个姑娘正在谈话，这时一名男子走出家门，去院子里的水龙头处打水，然后回到自己屋里。布特利斯看了看那个男人，并没有认出他来。维默尔小姐问，刚才打水的男人是不是就是那一晚的歹徒。布特利斯说不确定。但是维默尔小姐注意到，那名男子又匆匆地出门了。布特利斯仍然说：“不是他！”但维默尔小姐起了疑心，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了那名男子的姓名，递给布特利斯。纸上写着：“彼得·屈滕。”布特利斯把纸条交给警方，说迈特曼大街71号的确是歹徒的住处，但她不确定屈滕就是歹徒。
次日，5月23日，警察来到迈特曼大街71号，发现屈滕家房门紧锁。警察找到了屈滕的妻子工作的咖啡馆，联系到了她，了解了屈滕失业并且外出的情况，向他发出传票。后来警方高层有人批评了这种策略，认为这等于是向屈滕发警报，让他逃跑。
与此同时，警察找到了另一名幸存的受害者、已经康复的格特鲁德·舒尔特，给她看了屈滕的照片。她明确表示：这就是袭击她的凶手！
现在警方有了人证（虽然只是舒尔特案件的人证），于是立刻缉拿屈滕，控制了他的住所，守株待兔，逮捕了屈滕太太。屈滕太太招供，屈滕之前回到住处，从妻子那里得知自己受到警方传讯，与妻子发生了争吵；争吵时，他激动地说：“都是我干的！”接着，他向妻子和盘托出了自己的全部罪行。妻子大受震动，建议如果万不得已可以一同自杀。屈滕不肯自杀，决定离开杜塞尔多夫，暂避风头，并约定与妻子于次日在一座教堂见面。
5月24日，警方在屈滕夫妇约定的地点逮捕了屈滕。他没有携带武器，也没有反抗，并且在当天就坦然招供了多起罪行。他甚至还“惋惜”地表示：“我恰恰在这个关头被捕，真是遗憾！真正了不起的事情还在后面呢！我原打算每天杀两个人！”
“杜塞尔多夫吸血鬼”彼得·屈滕
成为吸血鬼
那么，屈滕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是如何变成连环杀人狂的呢？
屈滕于1883年出生在科隆一个子女众多的贫困工人家庭，父亲酗酒且经常殴打妻儿，对女儿还有性侵行为，所以屈滕从小就生活在暴力和不正常性关系的环境里。据说，他五岁时目睹捕捉流浪犬的人溺死两只小狗，从中感受到快感，从此对杀戮产生了兴趣。他八岁时，有一次父亲对母亲大打出手，小屈滕离家出走，靠小偷小摸流浪了三周，后被警察发现并送回家中。后来在受审时，屈滕自称八岁时就在一条河里溺死了两名玩伴。我们不知道这是吹嘘还是实情。
父亲于1897年因为性侵女儿而入狱后，屈滕小小年纪就开始闯荡世界。他在工厂当学徒时遭受过体罚，后来隔三岔五因为盗窃、入室抢劫、人身伤害、纵火、性骚扰、性侵犯、虐待动物等罪行坐牢。他还曾与一名年纪比他大许多的女子同居，与她有性虐待的关系。他后来娶了一位曾经持枪杀人的女子，对有这样的妻子非常自豪。这位屈滕太太曾是妓女，有个男人说要娶她，但食言了，于是她对他开了枪。屈滕似乎能够理解妻子的这种行为，曾评论道：“我和妻子的关系总是很好。我爱她，不是因为肉欲，而是因为我欣赏她的美好人格。”
根据屈滕的招供，1913年5月25日，他入室盗窃时杀死了正在睡觉的九岁小女孩克里斯蒂娜·克莱因（Christine Klein）。这是第一起可以明确归到屈滕名下的谋杀案。次日，屈滕还回到案发地点附近，听聚在客栈里的人们谈论这起凶案。屈滕无意中在现场丢下了一张绣有他的姓名首字母“PK”的手帕。这成为重要的证据。因为受害者的父亲叫彼得·克莱因，姓名首字母也是“PK”，所以小女孩的父亲成了嫌疑人。等到证明他无罪之后，嫌疑又转移到他的兄弟奥托·克莱因身上，因为有人看见一个男人离开克莱因家，穿着与奥托类似的衣服，并且克莱因兄弟之间有金钱纠纷。奥托被捕，但因为证据不足而被释放。在克里斯蒂娜·克莱因案件当中，住在案发现场附近、前科累累的屈滕始终没有受到警方怀疑。
克里斯蒂娜·克莱因
在此之后，屈滕一发不可收拾，对暴力和杀人“乐此不疲”，因为这能给他带来极大的刺激和快感。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想从中得到一种虐待狂的快感。果然如此。”他想要的是看见血，至于受害者是否死亡并不重要，也许这就是有些受害者能够死里逃生的原因。有一次他割断了受害者的主动脉之后，血如泉涌，他就趴上去吸血，获取一种类似性快感的愉悦。如果没有人血，动物的血似乎也能给他满足。他有一次杀死了一只天鹅，喝它的血。因此，媒体称他为“杜塞尔多夫吸血鬼”。
杀人得手之后，他喜欢在次日回到现场，混到看热闹的人群中，观察人们的反应，享受自己的“成功”。他甚至会与调查案件的警察聊天，却从来没有被怀疑过。屈滕告诉法庭指派的精神病医生，目睹案发之后群众的激动和愤怒，能够给他一种强烈的性兴奋，甚至让他射精。
上面列举的只是证据确凿的案例，实际上，遭受屈滕袭击的人肯定更多，死于屈滕之手的人也可能更多。
屈滕的外貌让人很难想象他是个恐怖的杀人狂。根据旁听庭审的记者的描述，屈滕的“圆脸肤色红润，几乎没有一丝皱纹……虽然四十七岁了，但可以很容易让人相信他只有三十七岁”，“胡须剃得干干净净……头发涂了发油……在当下的艰难时代很多人都买不起发油，而他似乎不缺。因此，从外表看，他是个绅士”。另一位记者说，屈滕“在一群小资产阶级当中绝不会显眼”。屈滕彬彬有礼，有亲和力，而且爱打扮，衣冠楚楚，所以他经常搭讪陌生女子，比较容易赢得信任。他看上去是个人畜无害的普通人。
在警方收集到的上万条线索当中，至少有3条线索指向屈滕，比如屈滕的狱友指出他有类似的暴力行为，但幸存的受害者没有从屈滕的照片上认出他，而且屈滕的邻居也都认为他是个老好人，所以警方没有继续追踪这条线索。屈滕的前科极多，一共坐过二十二年牢，警方却一直没有怀疑到他，这也令人费解。
屈滕的妻子因为“出卖”了丈夫而极其愧疚，精神崩溃，被送进精神病院。后来她与丈夫离婚，改名换姓，搬到莱比锡居住。
最后，屈滕的9项谋杀罪、2项强奸罪、1项强奸未遂、7项谋杀未遂罪名成立，被判处死刑，另加十五年监禁。当然，其实也只能执行一次死刑。
1931年7月1日是屈滕临刑前的最后一夜。他一共给受害者家属和狱长写了14封信，每一封信的最后一句话都是：“我会用我的血赎罪。我会在天堂为您祈祷。”他居然还相信自己会上天堂！
值得一提的是，在屈滕被判死刑的三周之后，1931年5月，德国上映了弗里茨·朗（Fritz Lang）执导的电影《M》。这是历史上最早的有声电影之一，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今天已经名垂青史，成为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M》的故事背景是柏林，故事大致是这样的：一个小女孩遭受性侵后被残忍地杀害。随后陆续发生类似案件，显然是一个连环杀人狂所为。柏林（像现实中的杜塞尔多夫一样）陷入恐慌，警察大举出动。因为到处都是警察，柏林黑帮的“正常”活动被扰乱了。黑帮决定自行搜捕连环杀人狂。于是警察的搜捕和黑帮的搜捕平行地进行，最终黑帮在一个盲眼乞丐的帮助下追踪到了凶手。黑帮举行了“模拟审判”，其中检察官、法官、律师和陪审团当然都是黑帮成员。律师的辩护非常精彩，但最后法庭还是判处凶手死刑。黑帮分子们冲上去要“行刑”的时候，警察也赶到了，将凶手逮捕，送去真正的法庭。电影中深得黑帮尊重的警探卡尔·洛曼（Karl Lohmann）的原型正是甘纳特。《M》的剧本其实是在屈滕案发之前就写好的，参考的不是屈滕案件，而是可能参考了卡尔·格罗斯曼、卡尔·登克、弗里茨·哈尔曼等案件。但因为这部电影在屈滕案件引起轰动的同时上映，所以很多人误以为它的原型就是“杜塞尔多夫吸血鬼”。
（本文摘自陆大鹏著《巴比伦怪物：魏玛共和国犯罪鉴证实录》，上海译文出版社，2024年8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