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句话，说的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其实，平庄也不是一天建成的。1933年，日军侵占热河省全境和内蒙古东部地区后，取消蒙古会盟制，代之以省领旗，统属伪国务院兴安局。喀喇沁右旗归伪热河省统管，东部设保甲制，西部未设，实行蒙汉复合制，即一旗一县并存列制，设立建平县的同时，又设喀喇沁右旗，县管汉人，旗管蒙古人。最初，县公署设在老建平，旗公署设在王爷府。
1940年1月，日伪废除旗县复合制，将旗县合并，取消县制名称，蒙民和汉民一律归旗公署管辖，还将伪旗公署由王爷府迁往平庄，也称“喀喇沁旗右旗公署”，管辖范围包括现建平县全部，喀喇沁右旗全部（除去解放后由赤峰县划到喀喇沁右旗的四个村），隆化县的七家，承德县的五家。其东界土默特右旗（辽宁朝阳县）、敖汉旗，西界河北围场、隆化、承德三县，南界喀喇沁中、左旗，北界翁牛特右旗（赤峰），总面积为2.06平方公里，32个行政村，8.96万户，53.64万人。在平庄火车站西北、平庄村幼儿园往东不到1平方华里的地方，曾经有个小村子，叫李连窝铺。之所以叫这样一个名字，是因为那里的土地曾经属于一个叫李连的大地主。为了耕种方便和看守田地，李连家在那里搭过一处临时窝铺，故名。后来，有姓于的和姓孙的两户人家到这里给李连家扛活，并购得一部分土地，定居下来。再后来，又有赵姓、杨姓、刘姓、孟姓、鲍姓来此定居，形成村落，但“李连窝铺”这个名字却保存了下来。据曾在李连窝铺村居住过的于振铎老人生前回忆，1940年秋天，日伪带着100多个道士、和尚和喇嘛，在李连窝铺村看了半个多月的风水之后，决定在此新建伪喀喇沁右旗公署新址并取名“平庄”。第二年的农历六月二十三，即公元1941年，民国二十七年，伪康德六年，日伪正式破土建设平庄城，砸下了第一根橛子，主要建工力量是“勤劳奉公队”，队长叫马怀光，大连人，副队长叫兰田芬，技术员是下荒的马少武，后来成为平庄医院的医生。
“奉公队”的队员多是日本人从关内抓来的劳工，还有一部分“国兵漏子”，再从当时临时征用民工和车马。开工之前，日伪还对即将出现的这座新城进行了城区规划：南北和西东各七条街，呈棋盘式，即伪旗公署大院居城市中心，大院南北长1000米，南起后来的广场纪念碑处，北到后来的东方红影院北面。东西宽600米，东起后来的平庄实验小学西墙内10米处，西到后来的政府大院三分之一处。全部是土打的围墙，墙基宽1.2米，墙高6米，围墙南北设有院门，院墙外四周是5米宽的无水护城河。院内从北向南依次是会议大厅（后来东方红影院处，与东方红影院建筑规范相同）、办公室（五栋起脊大房子，每栋三十到四十间不等），日本官邸（在南门两侧各有一栋日式洋房）。出大院南门是一条宽10米的马路，直通孤山火车站，也就是平庄最早的火车站，在后来冷库北，南市场南。马路的西侧即是伪公所，具体位置在后来的润达商场和大副食商店。伪村公所向南，有兴农合作社，在后来医药公司处，马路的东侧是鸦片组合，即后来的平庄基建公司处。鸦片组合向南是协和会，即后来的区卫生局附近。协和会西是伪警察署，即后来的平庄村委会所在地。与伪警察署隔街相望的，是邮电局（电报局），在后来的区医院处。邮电局向东，在后来的104地质队家属院处，还曾有几栋日式家属住宅。在伪旗公署东墙外东南角是伪特务股，设有地下监狱。出伪公署北门，在后来的矿务局老浴池处，也曾有两栋日本人住的日式小平房，再北行50米即在后来的矿务局小学处是平庄最早的优级小学。伪旗公署西墙外还有几栋青砖中式瓦房，是伪警察署家属住宅。在矿区公园小山以东、优级小学以北，下水泉和新窝铺村以南，东止后来的运输管理站为关东军的兵营，共有100多栋起脊的红松木板房。兵营西南角有一处军用硝磺厂，关东军司令部设在后来的区医院住院处，为一栋旧土楼，在“文革”后期被拆掉了。在城区建筑以外，日伪政府还先是建成西六家孤山火车站，后来才确定平庄火车站的站址，盖有简易木房，通车使用，并计划以后增资建设正式的民用火车站。此外，日伪为支持关东军的侵华战争，建设了水泉洼军用火车站和马蹄营子军用飞机场，共建10处飞机隐蔽库，老百姓称其为飞机窝。现在，水泉洼火车站已不复存在了，飞机窝还有几处。
据说，日本人之所以这样规划平庄，目的是想把平庄建成比赤峰城的规模还要大的新型城市。为此，日伪还从外地进行了移民，主要来自建平等地。这些移民当时主要集中在南街，即后来的南市场附近，南市场也是那时候建成的。
平庄的建设由日本福森公司主管，按照城市规划，所有工程基本是同时开建，但工期完成的时间并不同，最先完成的是伪旗公署大院、伪警察署、鸦片组合和部分公共设施建设，其次是兵营、飞机包等军用设施，最后完成旱河的改造工程。
“八一五”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苏联红军进占平庄，当时的形势是一片混乱，人心惶惶，土匪四起。伪军、警、宪、特人员摇身一变，成立了“地方保安队”，到处做坏事。一些地主也纷纷招兵买马，组织武装。在这样一段时间内，平庄处于无政府状态，许多农民涌进平庄，哄抢日伪物资，如大烟土和布匹等。一般老百姓只知道苏联红军打进来了，把日本鬼子打跑了，不知道要成立什么样的政府，一些知识分子和上层人物甚至普遍存在着所谓的“正统思想”，期待国民党来接收伪政府，共产党和八路军在群众中的影响力较小。
这一年的9月初，刘佐斌、吉政兴等十几名共产党员来到平庄，接管了伪政权，解散了维持会，成立了县政府。全县划分了九个区，平庄为六区。县、区政府成立之初，主要任务是：抓县区政权建设，招收干部，扩大武装，收缴日伪遗留物资和枪支弹药，剿匪，宣传组织群众，争取群众，安定人心，扩大共产党和八跑军在群众中的影响等。当时平庄有三支队伍：第一支以伪警察署长李新平为首的骑兵队伍，100多人，武器较好，战斗力较强，是国民党进攻建平的帮凶；第二支是以伪警察徐亚东为乎的骑兵队伍，有四五十人，属平庄区小队，1945年10月发现这个部队要叛变，将他们全部集中到县政府大院，缴械并遣散了，徐亚东被处决；第三支是以公爷府伪警察署长武兴汉为首的骑兵队伍，有四五十个人，后也其要叛变，被全部遣散，武兴汉被处决了。
此外在后窑还有一支以陶某某为首的地主武装，有百八十人，武器较差，战斗力不强，名义上属建平县一个连，暗地里却和国民党有联系，接受了国民党的委任状，伺机叛变。1946年1月被八路军全部缴械遣散。
1946年1月7日拂晓，内战的战火终于烧到了平庄，从老哈河对岸传来隆隆的炮声，国民党打倒黑水了。这天上午，八路军驻黑水的炮兵旅经过激烈的战斗，开始向老哈河西岸转移。由于国民党日夜行军，在黑水又被八路军炮兵打了一下，过度疲劳，加之天黑，只追到平庄就不停了。如果国民党继续追赶，八路军的损失更大。2月份，划建平县西部置喀喇沁右旗，3月7日在喀喇沁右旗内设建西县，旗县并存，平庄地区仍属建平县。1946年10月9日，热中地委在平庄北面十大份村（现山前镇政府所在地）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根据内战的形势，将建平县一分为二，以老哈河为界，在西部地区成立建中县，以平庄为中心。随着形势的发展，1947年7月，建中地委决定建中和建西两县合作，统称建西县。
1945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冀热辽中央分局和冀热辽军区，分别隶属于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察冀军区。分局开始设在承德，由于国民党军的进攻，1946年中秋节的前两天撤出承德，转移到围场，10月到林西。
当时，冀热辽中央分局书记是程子华，副书记是黄火青，委员有高自立，李运昌、胡锡奎、赵毅敏、欧阳钦（杨青）、陈奇涵（后调走）。分局设组织部，部长黄火青兼任；宣传部，部长赵毅敏；民运部，部长胡锡奎；秘书长是欧阳钦；秘书处长马洪。冀热辽军区驻在热河地区的正规部队不多，有两个旅，一个是黄永胜任旅长，邱会作任政治部主任，还有丁盛。另一个旅的旅长是周仁杰，解放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当时分局管四个区，一个是冀热察，包括张家口、北京附近；一是冀东北；一是热南区，在锦承线南；一是热辽区，在锦承线北。
1947年4月2日至5月14日，冀热辽中央分局在林西召开了冀热辽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会议期间，即4月15日，党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和战争的需要，决定把冀察热辽由晋察冀区划归东北局领导，使冀察热辽和东北解放区统一为一个力量，造成对东北国民党军队的东西夹击之势，为辽沈战役创造了有力条件。5月初，冀热辽中央分局改称冀察热辽中央分局。
1947年6月6日，人民解放军攻克赤峰，随后又相继收复了宁城天义。根据战局的进一步发展，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军区、热河省政府等机关，从9月中旬开始陆续南迁到现在元宝山区五家镇政府所在地和五家镇的旺甘池。
当时，旺甘池村在旱河北，与五家相距不足10华里。两村西去40华里就是楼子店山区，东行20华里有老哈河掩护，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地。同时，这里西近八沟道，便于联通关内外。东与朝阳、锦州连成一线，驻军此地可使东西、南北之敌皆不相顾。
中央分局驻在五家，局址设在地主田老五大院。随同中央分局来五家的还有热河省政府、有报社、建国学院、分局党校、鲁艺学院，但不沙机关都是空架子，没有多少工作人员。省政府及下属机关，还有报社设在牦牛营子破落地主李树廷院内，主要领导住在韩景志家。据当地长者回忆，当时高岗就住在韩家。为了保护分局的安全，在房身村设有警备区。军区的供给处也在五家，毛家是军法处。还有一处被服厂，设在“赵五皇上”家，主要军需和后勤物资也都在赵家。
1933年3月2日（一说3月3日），日本鬼子攻占赤峰，继而又占领了热河省首府承德。为了加强统治，日伪还给赤峰的一些地方改了名字，比如将韩起柳改名为汐子，将四家子改名为二龙。1941年，日伪又开始折腾，将伪喀喇沁右旗政府所在地改址，迁到一个叫李连窝铺的地方。这是一个只有二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因为附近有一大片平地，日伪就称其为“平庄”了。那时候，李连窝铺村有一个大地主，叫李建明，略懂些堪舆之术，认为新取的名字不好，不如叫“太平庄”，但贡桑诺尔布之子笃多博和日本参事官久井二郞并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仍然启用了“平庄”这样一个名字。
日本人占领赤峰后，为了防止老百姓进行武力对抗，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收缴散落在民间的各种武器。1939年，喀喇沁右旗伪公署还没有建立，平泉一带都由新安屯村公所管辖。当时，这个村公所设在十大份村，也就是后来的山前镇政府所在地，伪村长叫周紫炉，黑水伪警察署负责治安。黑水伪警察署有一个警尉叫杨禹廷，心狠手辣，死心塌地地给日本人当狗，做事从不留后手。1939年7月的一天，气温非常高，正在伏天，杨禹廷来到十大份村监察收缴武器的情况。他告诉伪村长周紫炉把各甲的家长及附近村民全都赶到村头的老爷庙前，说是要集中训话。杨禹廷还让周紫炉把他讲话用的桌椅放到老爷庙供桌前的阴凉处，却让老百姓都站在庙堂外的大毒日头底下。从早晨8点开始，一直到中午11点，杨禹廷喋喋不休，唾沫星子横飞，逼着老百姓以甲为单位上缴武器，交不出来或交得不满意的要先给甲长灌凉水。第一个挨灌的是兴隆庄的张子千，第二个是山前甲的李万军，第三个挨灌的是十大份的袁喜臣。这三个人都被凉水灌得服贴贴的，认怂了。最惨的是冷水塘村一个姓景的地主，外号叫景大喇嘛。有人举报景家有枪，景大喇嘛却死不承认。最后，景大喇嘛被灌得顺着头发根儿冒血水，也没服软。老百姓们实在看不下去了，都站出来给景大喇嘛求情，杨禹廷这才放人，总算是没灌死人。杨禹廷在十大份村一直折腾了两天，把老百姓逼得连厨房里的菜刀都交出来了。可是，杨禹廷还是没有善罢甘休的意思，扬言道：“明天见，不整死你们几个，你们也不知道我姓杨的厉害。”老百姓害怕又要挨整，想出来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由那几个挨灌的甲长牵头，买上一些香表，到老爷庙去烧香磕头，求老爷显灵把杨禹廷赶跑，并许愿说如果能赶跑姓杨的，愿意出资为老爷庙的老爷唱6天的大戏。
那天傍晚，杨禹廷在十大份村吃饱喝足了，由伪村公所的行政主任张景山、干事王大麻子等人陪着在宿舍里打麻将。玩到近半夜时，杨禹廷困了，有些犯迷糊了，突然站起身来，指着墙角惊叫着：“你们看，那里站着一个没有脑袋瓜子的人，快看呀，过来了！”他一边喊着，一边从腰里掏出手枪，朝着墙角就开了一枪，子弹竟然在枪膛里炸了，压根儿就没射出去。如此一来，这个姓杨的坏种算是被吓破了胆儿，在第二天早上八点开会时，再也硬气不起来了，而是非常客气地对到场的老百姓说：“不是我姓杨的心狠，我也是官身不得自由呀，所以才在一怒之下说了些过头儿的话，办了些过头儿的事儿，望你们多多担待吧！武器回收的问题嘛，我想大伙儿也都尽力了，现在交上多少我就先拿上多少。如果哪位家里还有，一时又想不通的，那就等以后想通了再交也不迟。不过呀，大伙儿也都明白，私藏武器总是犯法的，大伙儿一定要认清这一点。因为黑水那边还有好多事儿需要我回去办，所以兄弟我就此告辞，以后的事儿留给周紫炉村长全权办理吧。”说完，他便灰头土脸地滚蛋了。杨禹廷走了以后，十大份村真的唱了6天大戏。
1943年前后，八路军在平庄地区开展游击战，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1944年6月份，为了虚张声势，掩饰侵略本质，由喀喇沁右旗伪公署牵头，在当时的平庄南市场组织了一场所谓的“灭共”大会。为了让这次大会显得规模大一些，面子上好看一点儿，伪公署通知各村都要组织老百姓前来参加，凡是参加大会的群众必须要拿上一件“武器”，比如铁铣、镐头、扁担等，还要以甲为单位列队出场，美其名曰“挺身队”。为此，平庄火车站也将往返于赤峰与叶柏寿之间的火车加密到每个小时一趟，增加运力。据说，若干伪热河省议员和邻旗的伪职员们也参加了这次大会。
那几天，在平庄南北主路两旁，日伪人员每隔十米立一个用纸扎的八路军像，脸形如鬼，胸插刺刀，并立的还有很多反共标语。在南市的主会场，从东到西并排搭了6个戏台，长约800多米。戏台的上和两侧也全是用彩纸写成的反共标语。
按照日伪人员的意思，这场大会的会期为5天，先是由一些汉奸政客上台演讲，污蔑共产党，举起火把把纸糊的八路军像烧掉。然后再请来一些当地有名的戏班子唱了几天戏。但第一天正式开会还不到一个小时，五六千群众刚刚进场，便下起大雨来。雨刚下时，人们还能打算伞或披件衣服坚持一会儿，没想到雨越下越大，不到中午便散了场。接下来的三四天，也是天天下雨，在路两边立的那些纸人、标语以及戏台子全都被浇得一塌糊涂。对此，日伪人员摇头叹气，老百姓们却暗自高兴：“共产党人都是顶着星星下凡的上界神仙，开灭共大会是违抗天意，老天爷都不赞成，所以来一场大雨给这场大会浇散了烟。说是灭共大会，不如说叫‘灭国大会’，看来小日本要完蛋了吧！”
1944年春天的某一天，喀喇沁右旗伪公署内搞活动，伪职员和所有驻平庄的日本人列队在伪公署院西北角的大会堂前举行升旗仪式，吉池的全家也都来参加了。在升日本国旗时，刚刚到旗杆的三分之一时，滑轮出了故障，膏药旗再也不往上爬了。为此，吉池的妻子从会场回来时，情绪非常的低落，她说：“通过今天的升旗，我似乎有一种预感，我觉得我们日本人在中国呆不了几天了，平庄的将来还是中国人的。”这可能是日本人当时的一种普遍心态吧。
1943年前后，日伪在平庄成立兴农合作社，社址在后来的医药公司大院。这个兴农合作社的主要负责人是两个日本人，一个叫泽田，另一个就是吉池。日本人为加强其统治，麻醉和毒害中国人民，还强迫老百姓种大烟，在平庄城区设立“鸦片组合”，地址在后来的平庄基建公司院内，具体负责全旗的鸦片种植、管理和收缴工作。当时，喀喇沁右旗平均每年种植鸦片约20000多亩，产烟干约40000两。大烟在当时非常的值钱，一般合七八斗小米（每斗一百斤）一两。
每年的开春，鸦片组合规定每亩地的上交数量，再由村、甲逐级下派给烟农。为了确保烟干任务的完成，日本人及其走狗们对不按规定数量上缴烟干的烟农使用灌辣椒水、老虎凳、罚跪、吊打等多种酷刑加以逼迫，致使许多烟农被逼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他们还开设烟馆公开毒害中国人民，许多烟农由于家里有大烟，常用大烟治病而染上毒瘾，进而家破人亡。为了反抗日本人，烟农们往大烟膏里掺假，最常用的办法是在大烟膏子里掺豆汁。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了，第三天就在平庄发生了群众哄抢鸦片组合的事儿。参加哄抢鸦片组合的有平庄街里的，有公格营子的，西六家的，上水泉的，新窝铺的，十大份的，七家、五家、乃从、美丽河、马蹄营子、太平地、山前、马架子、新安屯、冷水汤、朝阳沟、黑山洼等村百姓，人数达六七千人，大多数是穷苦的百姓。当时，平庄的这个鸦片组合有大烟砖5000多块，每块10斤，大烟缸200多口，第一天抢的多是烟砖，第二天抢的多是大烟膏子。在抢大烟膏子时，有的用水桶，有的用脸盆，有的用铁锅，有的用帽子，有的用衣服上的口袋，还有的干脆跳进大烟缸里，让衣服和身体沾满大烟膏子，有的甚至因穿着衣服跳进大烟缸被毒死了，有人搬着大烟砖走到旱河西被人砸了杠子的。与此同时，北兵营、硝磺厂、兴农合作社、伪公署大院、火车站等地也都被哄抢了，据说光在北兵营的松木板子房就被拆抢了一个月。在哄抢伪旗公署大院时，群众与伪警察署的保安队发生了冲突，一个叫徐永树的伪警察把新窝铺村的侯国英打死了。
日本人没投降之前，特务股是喀喇沁右旗伪警察署的一个重要职能机构，其办公地点在伪旗公署大院东墙外，设有水牢和地下监狱。特务股兼有刑侦和刑警两种功能，经常抓人打人，无恶不作。平庄地区的百姓最害怕的就是这个特务股了，走路时都不敢经过特务股的大门口。徐永树就是这个特务股的刑警，他与一个叫徐亚东（一只眼，外号叫独眼龙）的水牢头，都好打人，老百姓背后都说他俩是坏种。日本人投降后，伪警察署的伪警察们成了没娘的孩儿了。但他们不甘心，自发地组织了一个所谓的“保安队”，以制止老百姓哄抢日本人资财为名，从中捞取好处。日本人逃跑后的第三天，新窝铺村的村民侯国英到伪公署抢东西，被徐永树开枪打死了。共产党接管平庄后，侯国英的弟弟侯国新到农会告发了徐永树，徐永树被抓住后处决了。
苏联红军进入平庄后，共产党逐渐接管了政权，这场大哄抢才得以慢慢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