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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杭州天主教堂
杭州天主教堂，又称无原罪圣母堂，位于杭州市中山北路415号，拥有超过350年的历史。其历史背景可追溯至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当时意大利耶稣会士郭居静、金尼阁二神父和钟鸣仁修士应杭州李之藻（时任工部员外郎）之邀，在其家中举行了第一台弥撒，这标志着天主教在杭州正式开始传播。随后，在1627年，杨廷筠出资在杭州观巷建造了杭州第一座天主教圣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因对天主教的贡献而被誉为“中国天主教三大柱石”。由于他们对于教务的热心，许多传教士在杭州安家，导致新入教的人数大幅增加，因此，天主教史将杭州称为明末天主教传教中心。
1659年，意大利耶稣会会士卫匡国神父在浙江巡抚佟国器的支持下，将观巷教堂移至下仓桥街的现址，并建造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大教堂，即今日的杭州天主教堂。该教堂于1661年启用，并被命名为无原罪圣母堂。
卫匡国，原名马尔蒂诺·马尔蒂尼，是一位意大利耶稣会士，对中国历史学和地理学的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成为继马可·波罗和利玛窦之后，对中国和意大利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和科学文化交流做出杰出贡献的重要历史人物。卫匡国于1614年出生于意大利的多兰托城，1632年加入耶稣会。他在罗马学院学习后，于1643年抵达中国浙江省，主要在杭州、兰溪等地传教。1650年，卫匡国到达北京并有幸觐见顺治帝。同年，他被委任为中国耶稣会传教团的代理人，赴罗马教廷为中国礼仪辩护。在欧洲游说期间，他用拉丁文出版了三部介绍中国历史、地理和文化的著作。1657年4月，他再次动身返回中国，同行者包括南怀仁等16名耶稣会传教士。1659年6月，卫匡国抵达杭州，并于1661年6月6日因霍乱在杭州去世。后葬于杭州市市郊留下镇老东岳校源岭大方井天主教司铎公墓。墓园占地148平方米，上竖“十字架”，前有神道、照壁与石牌坊。
卫匡国在欧洲用拉丁文出版的三部有关中国的著作分别是《中国新图志》、《中国上古史》和《鞑靼战纪》。这些作品是17世纪中期之前欧洲读者所能见到的关于中国最新最全面的书籍刊物，这也使他成为欧洲早期汉学的奠基人之一。特别是《中国上古史》的出版，确认了中国远古皇帝伏羲即位的年代较之《旧约圣经》所记述的挪亚洪水发生时间早了600年，从而引发了欧洲思想界对于《圣经》记载的可靠性和中国纪年的长期争论。
此外，卫匡国还在中国传教期间积极学习中国文化，并将中国文化介绍到欧洲。他在1653年至1657年间返回欧洲期间，在德国科隆出版了《中国文法》，这是西方人学习汉语文法的最早工具书之一。卫匡国的生平和工作经历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不仅在维护和推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还是将中国介绍给欧洲的重要推动者。
杭州天主教堂的历史也并非一帆风顺。在清朝雍正年间（1723年），因禁止天主教传播，教堂被改为祠堂。1730年，浙江总督李卫将教堂改为天后宫，并撰文《杭州天主堂改为天后宫碑记》立碑，镶嵌于教堂墙壁。1862年，太平军占用了已改为天后宫的教堂。1864年，浙江代牧田嘉璧主教收回了教堂。1876年的扩建是在原有基础上向西延伸了两间祭台间。到了1912年，教堂再次遭遇火灾，之后进行了修复。1916年，教堂东侧又加建了三间房屋。
20世纪，杭州天主堂也经历了多次变迁。1966年，教堂关闭并被占用。1982年，杭州天主堂归还教会，并于同年12月12日举行了复堂庆祝大礼弥撒。1992年，杭州天主堂列为杭州市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1月，升格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
杭州天主教堂不仅在宗教上具有重要意义，其建筑本身也具有很高的文化和历史价值。教堂内部装饰精美，以白色粉饰墙壁和欧式拱形房顶为特点，营造出一种安静、祥和的氛围。教堂两侧原本有大量壁画，讲述了耶稣的一生事迹，但如今这些壁画已不复存在。现在，杭州天主堂不仅是天主教杭州教区的主教座堂，也是浙江省和杭州市天主教爱国会的所在地。
二、杭州崇一堂
杭州崇一堂，曾座落于杭州市上城区清泰街77号，隶属于基督教中国内地会，是杭州占地面积最大的教堂。崇一堂的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1866年，当时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牧师在杭州新巷一号（今清泰街新开弄）设立了总部，并开设了医疗诊所。随着信徒数量的增加，1867年7月，教堂的建设工作启动，并由王南正牧师负责传教工作。1901年，崇一堂在清泰街购入了土地，1902年教堂建成，并正式命名为中国内地会崇一堂教会，随后开始在邻近各县开展传教活动。
戴德生为居中坐藤椅者
戴德生（1832年—1905年），是一位杰出的英国宣教士，自1853年起，他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的福音事业，被誉为19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宣教士之一。他在1865年创立了中国内地会，这是一个超宗派的基督教差会组织，致力于在中国内陆地区传播基督教信仰，尤其是向那些尚未接触过基督教的人群传播福音。
戴德生最初于1853年受英国宣教会派遣来到中国。1854年，他先后在上海、汕头等地开展传教工作。1857年，由于与英国宣教会意见不合，戴德生便脱离了该组织，并在宁波定居，成立了“宁波差会”。1860年，因病返回英国后，他积极进行演讲，呼吁人们前往中国传教。1862年，他在英国布莱顿招募到了宁波差会的第一位志愿者宓道生，并派往宁波。1865年6月，戴德生牧师将宁波差会更名为“中国内地会”，并明确了其传教方针，即招募一批愿意长期在中国内陆地区工作的传教士，将基督教信仰传入中国内地。
1905年6月1日，暮年的戴德生来到长沙，亲见多年努力成果，心中倍感欣慰。两日后，戴德生在长沙逝世，享年73岁，并被安葬在早他而去的爱妻和三个早夭的子女的墓旁，以及他深爱的中国土地上。他离世时，中国内地会的传教士人数已从最初的24人增至825人，中国同工增至1152人，中国受洗基督徒达到18625人，有组织的教会数量为418个，宣教站、布道所和会堂共计1424个，学校150所。中国内地会所奉行的信心原则，如不募款、不举债、无定额薪资等，成为后来许多信心差会的典范。因此，戴德生不仅被誉为“中国内地会之父”，也被视为“信心差会之父”。
1935年，成立了中华基督教浙江内地会崇一堂教会委员会，负责管理教会事务。在抗日战争期间，崇一堂被日军占领作为仓库，会务一度中断，直至战争结束。1945年，崇一堂恢复聚会，并聘请应会治为牧师。1947年，应会治牧师辞职，陆皋生兼任义务牧师。1951年，崇一堂教会委员会开展了三自革新运动，重新整顿了会务，并带领信徒走上了爱国爱教的道路。1956年10月，张灵光被按立为牧师。1958年，杭州教会联合后，崇一堂及周围的土地被民宅、铁路材料仓库及铁路医院占用。
随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教会的重新开放，杭州城区信徒人数迅速增加，原有的活动场所已无法满足需求。2000年10月，杭州市委、市政府根据基督教的实际情况，同意易地复建杭州基督教会崇一堂，并于2001年12月21日，由市计划委员会批复立项。2003年12月30日，新堂奠基兴建，2005年5月5日，崇一堂新堂落成。新建的崇一堂位于江干区（现上城区）新塘路，总占地面积达12480平方米，其中教堂建筑单体面积为7299平方米，可同时容纳5500人，成为迄今为止全球最大的华人教堂。
崇一堂不仅是杭州城市建筑的新亮点，也是21世纪杭州市乃至浙江省基督教的象征，更是杭州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它见证了基督教在浙江的发展，并以现代建筑理念对基督信仰进行了全新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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