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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暑山庄是清代皇帝的离宫。避暑山庄建成后，清代初期的康熙帝、乾隆帝（雍正帝未来过，嘉庆帝来过），经常来此，并在这里处理国内外大事，承德俨然成为除北京紫禁城之外的另一重要政治中心，故此又有“塞外之都”的说法。那么，承德及避暑山庄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在清代的历史中曾发挥过怎样的历史作用呢？
一、木兰围场与承德避暑山庄现代人大多知道承德避暑山庄而不知木兰围场。
中国古代的一些帝王有巡游狩猎的传统习惯。清统治者入关以后，仍沿袭满族骑射和游牧的生活习俗，始终把“巡狩习武”作为其重要的政治活动，曾先后在东北的盛京（沈阳）、吉林、黑龙江和北京近郊的南苑建立了皇家狩猎场所。
康熙皇帝继位后，先是解决了鳌拜集团对于自己政权的严重威胁，接着又解决了三藩问题，统一了台湾。南方各省的局势虽基本稳定下来，但此时的蒙古地区却出现了危机和麻烦。
早在清朝尚在关内之时，努尔哈赤、皇太极等人通过战争与和亲联姻等方式，已经与漠南蒙古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局势基本上得以稳定，但是，漠北蒙古和漠西蒙古各部，却是时叛时降，局势险恶。
大约在康熙十六年前后，漠北蒙古和漠西蒙古的问题尚未解决，漠南蒙古中又出现了举兵造反的情况，这就要求清康熙帝将部分精力北移。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康熙帝一方面派兵武力镇压，一方面亲自北巡。
康熙二十年（1681）四月，康熙帝第二次北巡，当其北出长城喜峰口，经宽城行至华北平原与内蒙古草原接壤的地方，发现这里水草丰美，林木葱郁，动物繁多，野鹿成群，虎豹、麋鹿和其他野兽不计其数，非常喜欢，于是令人“前往相度地势，酌设围场”，[1]划定了东西长约150公里，南北长约100公里，共计14000多平方公里的地方作为行围打猎场所，时称木兰围场（即现今的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内）。康熙帝规定，自此以后，清帝于每年秋天，都要带领其皇子皇孙及王公大臣等至木兰围场打猎，此即木兰秋狝之制。
清廷或康熙帝为何要在距离都城大约400公里的这个地方建立木兰围场呢？
清王朝入关定都北京以后，一度对北京的炎夏气候很不适应。顺治七年七月初四日（1650），摄政王多尔衮就曾提出：“京城建都年久，地污水碱，春秋冬三季犹可居止，至于夏月，褥暑难堪”，但考虑到北京“京城乃历代都会之地，营建匪易，不可迁移”，同时又“稽之辽、金、元曾于边外上都城为夏日避暑之地，予思若仿效前代建大城，恐縻费钱粮，重累百姓。今拟止建小城一座，以便往来避暑”。[2]由此可见，最初清最高统治者的确具有建设离宫以避暑的意向。
就清代的整体情形而言，清朝皇帝经常带领其皇子皇孙行围打猎，并非如人们理解的那样，纯粹是为了游山玩水、狩猎娱乐，是整天无所事事的嬉戏享乐。清帝设立木兰围场，具有“肄武”与“绥藩”等重大的政治和军事意义。
第一，出于使满族上上下下均能既习骑射，又耐劳苦，保持满族人骁勇善战的弓马骑射功夫及其勇猛剽悍的作风，提高他们战斗能力的“肄武”考虑。
满族人在关外时，即有悠久的狩猎传统，善于骑射，性格豪放骠悍，具有很强的战斗力。清太宗皇太极即曾说：“我国家以骑射为业，今若不时亲弓矢，惟耽宴乐，则田猎行阵之事，必致疏旷，武备何由而得习乎？盖射猎者，演武之法”，要求各亲王、郡王等，于“骑射之事，时谕子孙，勤加学习”，“时时不忘骑射，勤练士卒”。[3]满族八旗的人数不多，但却在与明军的战斗中屡战屡胜，很快统一了中国，这与他们的娴熟骑射技能，有着重要的关系。
然而清军入关以后，伴随着三藩之乱的平定，台湾的收复，国内战事日少，八旗将士开始追求安逸，讲求享乐，迅速腐化。康熙帝在北京校阅八旗军校时发现，这些八旗兵丁的骑射“尽属庸劣”，深感必须采取果断的措施和有效的方法，迅速扭转八旗兵士每况欲下的腐败习气。通过行围打猎的方式，可以抵制日渐严重骄奢颓废等恶习，做到安不忘危、常备不懈，从而达到锻炼军队的目的。康熙帝曾多次明确表示：“围猎以讲武事，必不可废。”[4]他几乎每年都要到南苑行围，把南苑作为“人君练武之地”。但最重要、行围次数最多、真正具有政治军事意义的，还是木兰秋狝。
康熙帝一生木兰秋狝共计四十余次，最后一次是康熙六十一年（1722），当时他已是68岁的高龄。
雍正帝在位十三年，虽未曾到木兰围场行猎，也未曾到过热河行宫，但对康熙帝木兰秋狝的政治作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一人临塞北，万里熄边烽”，并多次告诫其后世子孙，“当遵皇考所行，习武木兰，毋忘家法”。[5]
乾隆帝对于秋狝大典同样也是相当重视，自乾隆六年到乾隆五十六年，秋狝多达四十次。乾隆帝曾回忆说，皇祖康熙帝建立木兰围场，体现了康熙帝“勿以太平而忘武备”的思想，而绝不是如有人所说，是为了贪图享受。如果清帝真的是为了贪图安逸，那么在京城皇宫里岂不更为安逸？“使诚以游冶是尚，即深居九重，厌见百辟，恣声色，怠政事，谁其禁之？”而何必要每年“往来沙塞，风尘有所不避，饮食或致不时，以是为乐？固未见其乐也”。皇祖康熙帝正是出于警戒八旗子弟贪于安乐的思想，“有鉴于此，故自三逆底定之后，即不敢以逸豫为念”，所以制定了“巡猎之典，或一岁而二三举行”。[6]
曼殊逸叟所撰《热河内属中国及行宫驻防始末记》也再次肯定说，康熙皇帝之所以“历年巡幸出古北口……驻跸山庄，由此进哨行围，一来为操练兵马，二来也为蒙古和好，此乃圣祖仁皇帝巡幸口外，进哨行围之本意也”。[7]
当然，在清廷内部也有人对清帝每年的木兰秋狝之举，颇有微词。其中最为突出的理由，一曰，木兰“巡猎之典，或一岁而二三举行”，有“耗财劳众”[8]之弊。二曰，“每年出口行围，劳苦军士”。[9]但是，清帝不为其所动，仍然坚持其木兰秋狝之典。
第二，出于“绥藩”的政治需要。
清帝每年秋天带领王公大臣及扈从军队，少则数千人，多则数万，浩浩荡荡地到塞外行围打猎，场面威武壮观，气势恢弘，烈马长嘶，旌旗猎猎，如同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既是一次和平的围猎，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对塞外各部族具有一种耀武扬威的威慑作用。时人尹继善在《木兰随围感恩纪事》中描绘这一行围的场面和影响作用时说：“霓旌动处武维扬，猛士声喧共陟冈，信是天威能播远，道旁舞拜尽名王。”[10]时人赵翼也说：“上每岁行狝，非特使旗兵肆武习劳，实以驾驭蒙古诸部，使之畏威怀德，弭首贴伏而不敢生心也。”[11]
清帝每年到木兰围场举行秋狝时，都要亲率王公、大臣、太后、嫔妃、皇子、皇孙及八旗精甲军士数万人，千里行军，长途跋涉，所需的大批军用或生活物资，若完全依靠驼马、车队来往运输，每年所花费用巨大。为了节省兵民的运载之劳，节省财力物力，并保证皇帝及随行大军的沿途休息，于是清帝“命发内府余储，建立行宫数宇”。[12]
在从北京城至木兰围场，沿途共设置了近三十处行宫。根据其用途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茶宫”“尖宫”与“住宫”三类。“住宫”是清帝及扈从人员晚间住宿之所，规模较大。
最初，清康熙帝北巡之时，位于热河行宫西南三十五里处的喀喇河屯行宫，是沿途重要的“住宫”之一。但是，由于“热河行宫”一带森林葱郁，气候清凉，风景优美，又有武烈河从中蜿蜒而流，具备建立离宫园林的景观条件，因此其地位日趋重要，逐渐取代了喀喇河住宫的地位，成为清帝夏日避暑并处理政务之地，故称“避暑山庄”。
在北京，有“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之说。用之于承德，即是“先有木兰围场，后有承德避暑山庄”。如果从建立的时间先后来说，人们心目中并不太知名的木兰围场（康熙二十年，1681年），要先于大名鼎鼎的承德避暑山庄（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22年而出现。
二、避暑山庄的修建为什么清朝皇帝在原来的近三十处行宫中，对于“热河行宫”情有独钟，逐渐将其建造为塞外之都，成为清廷除北京之外的第二政治中心呢？我认为大致有以下五方面的原因。
1.地理环境优美，适合修建皇家禁苑
原来的“热河行宫”一带，群峰耸峙，山峦环抱，给人以“四方来朝”的感觉。明代计成的园林学著作《园冶》中记述说，“园地惟山林最胜”，其地形最好是“有高有凹，有曲有深，有峻而悬，有平而坦”，这样不但可以“自成天然之趣”，而且“不烦人事之工”，[13]可以大大节省建造的费用。
热河的地理环境就完全符合这一造园的自然要求，诚如《钦定热河志》所记载，热河地方“阴阳向背，爽垲高明，地据最胜，其间灵境天开、气象宏敞”。[14]承德市和避暑山庄的地形是西北高而东南低。西北的崇山峻岭为阴，东南的开阔地带为阳，东面有武烈水和热河水川流而过。西北为金山、黑山，正东为磬锤峰，正南为僧冠峰。磬锤峰（又称棒锤山）一柱擎天，位于东方，康熙帝在《芝径云堤诗并序》中写道，热河地方是“自然天成地就势，不待人力假虚设。君不见，磬锤峰，独峙山麓立其东，又不见，万壑松，偃盖重林造化同”。[15]
康熙朝的大臣张廷玉等人，在《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恭跋》中曾这样写道：“自京师东北行，群峰回合，清流萦绕，至热河而形势融结，蔚然深秀。古称西北山川多雄奇，东南多幽曲，兹地实兼美焉，盖造化灵淑特钟于此。前代威德不能远孚，人迹罕至，皇上时巡过此，见而异之。”[16]也就是说，热河这个地方的奇山异水，北雄南秀的天然风景是兼而有之，故而康熙帝决定在此修建离宫。
2.土地空气清洁，可因山就水，节省建筑费用
当时的热河一带原为蒙古王公的牧马场，人烟稀少，少有坟冢，土地水流洁净，空气清新。康熙帝曾极力称赞热河地方，“避暑漠北土脉肥，访问村老寻石碣。众云蒙古牧马场，并乏人家无枯骨。草木茂，绝蚊蝎，泉水佳，人少疾”，[17]因而此地更加适合营建皇家禁苑。
另外，热河地方不但地理环境优美，清气清新，而且可以因山就水，节省大量的营建费用。康熙帝在《御制避暑山庄记》中说，其修建避暑山庄时，只不过是“度高平远近之差，开自然之峰岚。依松为斋，则窍崖润色；引水在亭，则榛烟出谷，皆非人力之所能。借芳甸而为助，无刻桷丹之费，喜泉林抱素之怀”。[18]张廷玉等人在《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恭跋》中也说，清廷在营建避暑山庄时，“乃相其冈原，发其榛莽，凡所营构，皆因岩壑天然之妙。开林涤涧，不采不斵，工费省约而绮绾绣错，烟景万状”。[19]
3.地理位置适中
自古以来，古北口、热河、木兰围场一线，即历史上从北京通往漠南蒙古、喀尔喀蒙古、东北地区乃至沙俄的重要交通要道之一。康熙年间，被派往蒙古、东北及沙俄的使臣大多经此一线。
康熙帝称古北口一带的地势是“长林曲抱千溪水，小径斜通万仞山”，处于“地扼襟喉趋朔漠，天留锁钥枕雄关”，[20]“万里山河通远徼，九边形胜抱神京”的重要地位。木兰围场地处现在河北省的东北部，既与北方及西北方的蒙古相接壤，又与清王朝的龙兴之地东北三省接壤。热河向北至木兰围场大约150公里，向南距北京大约250公里,“去京师至近，章奏朝发夕至，综理万机，与宫中无异”。[21]
康熙帝在《御制避暑山庄记》中说，朕一生曾“数巡江干，深知南方之秀丽；两幸秦陇，益明西土之殚陈。北过龙沙，东游长白，山川之壮，人物之朴，亦不能尽述，皆吾之所不取”。朕之所选择在热河地方建造避暑山庄，是因其地“道近神京，往来无过两日”。[22]嘉庆帝在《木兰记》一文中也强调说：“每岁秋狝，不逾二旬，驻营莅政阅本，接见臣工，一如宫中，不致稍旷庶事。”[23]
晚清的李鸿章等人所撰《畿辅通志》，则形容自热河至木兰围场一线，为南北交通孔道，地势高峻，“据天下之脊，控华夏之防”。[24]热河的这种既为清廷都城之门户，又可控驭关外的蒙古各部，兼可俯视关内广大中原地区的独特地理交通优势，是清帝选中热河为其第二政治中心的原因之一。
4.热河地方人口稀少，无扰民之害
热河这个地方，原来被称之为热河上营，呈南北狭长的山谷盆地形势，当时只有几十户人家，“名号不掌于职方，形胜无闻于地志”。[25]康熙帝“念此地旧无居人，辟为宫门，无侵民田庐之害”。[26]也就是说，清廷若在此修建扩建行宫，不会骚扰民人百姓，不会损及百姓的居室坟墓等。因此，清廷最初扩建热河行宫时，只是因山就水，对原来的沼泽浅水进行了深挖疏浚，营建宫墙宫门，修建宫殿，建筑面积并不是很大。
自从康熙帝修建避暑山庄以后，这里始“聚民万家”。经过康雍乾三朝盛世的发展，到了乾隆朝初期，“户版日增”，人口“日蕃日衍”，虽然已经形成了“而民物丰阜，宅井骈阗”[27]的繁荣景象。
５．笼络蒙古上层王公的政治意图
明王朝时期，满族人尚是偏居于东北的黑水白山之间，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为了联合蒙古王公势力，共同对付明军，曾多次笼络蒙古王公说：“我与尔两国，语言虽异，衣冠则同，与其依异类之明人，何如来归于我，不惟尔等心安，即尔祖父世传之衣冠体貌，亦不烦变易矣。”[28]“我满洲与蒙古，原系一国，明则异国也”，[29]对其采取“慑之以兵威，怀之以德”的恩威兼施，但以“怀之以德”为主的方针，后来逐渐统一了漠南蒙古。
清王朝入主中原以后，与蒙古各部的地理距离疏远了，但清朝皇帝清楚地知道，蒙古地方不但自古即“枕戈檈甲战争之所”，而且是自己的大后方，没有蒙古各部的安全稳定，就没有龙兴之地东北地区的安全稳定，自己在中原和全国的统治就会有严重的后顾之忧，因此绝不敢在政治上或情感上忽视或疏远蒙古各部，特别是漠南蒙古的各部王公。清帝深知必须经常对蒙古王公实行诸如优渥的政治礼遇、特予金银赏赐、联络情感等。这些活动当然可以通过让蒙古王公来京的形式完成，但在当时却存在着许多的障碍和不便。
其一，蒙古王公的旗地分散，距离北京路途遥远，往来交通十分不便。
其二，也是当时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即由于中原地区天气较为炎热，流行痘疹，这是传染性极强、病死率极高的烈性传染病。无论是当时的满族皇室，还是蒙古王公，可以说都是谈痘色变。
凡是已经出过痘疹的蒙古王公，固然可按照年班的规定，不远千里，风尘仆仆地来进京觐见清帝，而那些未曾出过痘疹的蒙古王公，却因畏惧被传染上痘疹，而皆不得入京觐见，承受浩荡的皇恩荣宠。
乾隆帝在《出古北口》诗诗注中强调说：“我朝家法，中外一体，世为臣仆，皇祖辟此避暑山庄，每岁巡幸，俾蒙古未出痘生身者，皆得觐见、宴赏、锡赉，恩益深而情益联，实良法美意，超越千古。”[30]
清廷在天气较为凉爽，而又距离蒙古王公领地较近的热河设立离宫，既可以很好地满足这些未曾出过痘疹的蒙古王公的觐见愿望，也符合清廷笼络蒙古王公，巩固满蒙关系的政治需要。故此，魏源在《圣武记》中也说：“本朝抚绥蒙古之典，以木兰秋狝为最盛。”[31]
6.人为邦本，不恃长城阻隔
中国古代历朝的帝王，多有修筑长城以抵御他国侵扰的做法。但自长城修筑之始，即围绕着修筑长城的利与弊，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主张修筑长城者，大多强调其军事上的防御作用。而反对修筑长城者，则认为此举劳民伤财，其军事防御作用有限。更有人赋诗云：“长城万里长，半是秦人骨……为告后人休筑城，三代有道无长城。”[32]
清王朝入主中原后，清朝皇帝对于是否继续修筑长城一事，则另有自己的认识，康熙帝说：“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是也。”[33]后来，他又进一步明确了“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的这一思想。
后来的乾隆帝继承发展了这一思想，他在《出古北口》诗诗注中曾说：“自秦人北筑长城，畏其（北方游牧民族）南下，防之愈严，则隔绝愈甚，不知来之所以安之。我朝家法，中外一体……恩亦深而情亦联，实良法美意，超越千古。”[34]由此可见，清廷在热河建立重要的离宫，处理政务，接见、宴赏蒙古王公的做法，还有其以蒙古等少数民族为边疆屏藩，以边疆各民族为捍卫边疆的主要力量的思想，仅仅依靠长城，并不能保障大清帝国的长治久安。
特别是康熙三十五年（1691），康熙帝亲至多伦诺尔举行会盟仪式，对喀尔喀蒙古三部实行盟旗制度，明显加强了对漠北喀尔喀蒙古的管理与控制以后，清廷更没有必要劳民伤财地修筑长城了。康熙帝曾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35]事实正是如此，自康熙朝以后，蒙古即成为防御沙俄南进的重要屏障。
但是笔者认为，还另有清帝并未说也不愿说出的其他隐蔽原因。
一是现实政治、军事层面的原因。我们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可见，长城是长城以内的中原汉族政权为了防范长城以外的其他游牧民族侵扰而修建的，很明显具有阻隔长城内外的军事屏障作用，而长城以外的少数民族或游牧民族，则将长城视为他们进入中原的重要障碍之物。满清政权，发祥于东北，龙兴于辽宁盛京，他们入主中原以后，当然不愿在两者之间保留这样一个政治、军事上的阻隔障碍。不再强调长城的作用，具有明显的混一天下政治，中外一家，逐渐强化清帝乃为满汉，以至天下共主的政治意图。
二是民族心理和传统文化方面的原因。在中国古代或明代以前的人们心理之中，一般将长城以南或以内的中原地区视为华夏之地，礼仪之邦，而长城以外或以北的地区则被视为不读孔孟书，不行儒家道的蛮夷之地。如果清廷于统一中国之后，仍修筑长城，人为地强化夷夏之别，岂不是自认为不知礼仪的蛮夷，自外于华夏文明之外吗？不再强调长城的作用，包含有清帝消融满汉民族意识于无形的思想意识。
避暑山庄始建于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自此至康熙五十二年（1713），最初是开拓湖区、堆筑洲岛、修建堤岸等，随后营建部分宫殿、亭台和宫墙，使避暑山庄初具规模。康熙皇帝钦选园中佳景以四个字命名“三十六景”，如“烟波致爽”“无暑清凉”“万壑松风”“云山胜地”等。康熙五十年（1711），康熙帝将经过扩建的热河行宫，改名为“避暑山庄”。
清乾隆六年至十九年（1741—1754），清廷又继续修建、扩建避暑山庄，增建了一些宫殿和其他精巧的大型园林建筑。乾隆帝又钦选了“三十六景”，以三个字为名，如“丽正门”“勤政殿”“松鹤斋”“如意湖”“万树园”等，合称为避暑山庄七十二景。
整个避暑山庄的营建历时近90年，占地面积584公顷，比圆明园的面积还要大，相当于两个颐和园。乾隆朝时，清廷还在避暑山庄以外的周边，陆续修建了外八庙。
三、发生在避暑山庄里的清代大事如前所述，避暑山庄一度是清廷除北京紫禁城外的第二政治中心，其政治意义和历史作用，远远大于避暑游乐的意义与作用，这里曾发生过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
1.清廷自身的重大历史事件
康熙、乾隆两位皇帝来这里的次数最多，各有数十次之多；雍正帝因忙于处理皇族内部矛盾，又兼其他政务繁忙，未曾到过避暑山庄；嘉庆帝、道光帝、咸丰帝也来过这里。其中的嘉庆、咸丰两帝皆病逝于此。嘉庆二十五年七月（1820年8月），嘉庆帝突然病死于避暑山庄，随父皇而来的皇子旻宁继位，是为道光皇帝。自此以后，道光帝再未来过避暑山庄。
1860年，英法联军即将攻占北京时，咸丰帝率王公大臣及嫔妃们逃到避暑山庄，在烟波致爽殿的西暖阁批准了中俄、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俄国通过《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了乌苏里江以东４０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英国通过《中英北京条约》割占了九龙司地方，使中国丧失了大片的领土和主权，进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61年8月，咸丰帝病死于烟波致爽殿的西暖阁后，慈安、慈禧两宫太后在此与载垣、端华、肃顺等赞襄办政务八大臣发生激烈的政争，并在慈禧太后居住的西所，与恭亲王奕共同策划了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辛酉政变”。
2.宴请、赏赐少数民族王公，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１）接见了杜尔伯特部首领。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的杜尔伯特部，因不堪忍受势力最为强大的准噶尔部的侵扰，于是向东迁移，表示愿意内附。
乾隆十九年（1754），乾隆帝在避暑山庄的澹泊敬诚殿内接见了杜尔伯特部的三策凌，并册封策凌为亲王，策凌乌巴什为郡王，策凌孟克为贝勒。这次接见，不仅加强了中央与杜尔伯特部的联系，还使乾隆帝知晓了准噶尔部与其他各部的关系，为日后平定准噶尔奠定了基础。
（２）接见、赏赐土尔扈特首领渥巴锡。土尔扈特也是厄鲁特蒙古的四部之一，原来游牧于塔尔巴哈台附近的雅尔地区，后因受到准噶尔部的压迫，于17世纪30年代，西迁至额济勒河（伏尔加河）下游，自成一独立的游牧部落。乾隆三十六年（1771），土尔扈特部因不堪忍受沙俄的迫害，在首领渥巴锡汗的带领下，冲破了沙俄的重重封锁，到达了木兰围场。乾隆帝在避暑山庄予以接见、赏赐，并在四知书屋和卷阿胜境单独召见了渥巴锡，先后三次为他们举行灯宴。乾隆帝还特别写了两篇碑文，即“土尔扈特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分别刻碑立于普陀宗乘之庙的碑亭内。土尔扈特部的万里东归，是清政府具有向心凝聚力的反映，是中华民族大团结的象征。
3.接见蒙、藏活佛，尊崇黄教
清代有四大活佛，即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和章嘉活佛。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掌管西藏的藏传佛教事务；哲布尊丹巴，掌管外蒙古的藏传佛教事务；章嘉活佛，掌管内蒙古和京师地区的藏传佛教事务。
（１）乾隆帝曾在避暑山庄隆重接待外蒙古地区最大的黄教转世活佛和宗教领袖，三世的哲布尊丹巴伊什丹巴尼玛和四世的哲布尊丹巴罗布藏图巴坦旺舒克。其他如五世达赖喇嘛等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等，曾在北京得到清帝的接见。
（２）隆重接待西藏六世班禅。乾隆四十三年（1778），清廷得知西藏的六世班禅要求朝见清帝。乾隆帝不惜花费重金，命人按照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样式修建须弥福寿之庙，另一方面又派人在沿途迎接、慰问班禅一行。为表示对西藏和班禅的重视，乾隆帝还专门向章嘉活佛学习了一些藏语。
乾隆四十五年（1780）七月二十日，六世班禅一行抵达避暑山庄，乾隆帝在澹泊敬诚殿举行欢迎仪式，并用藏语问道“长途跋涉，必感辛苦”，班禅答道“远叨圣恩，一路平安”。随后，乾隆帝与班禅携手同登宝座，接受王公大臣和外国使节的朝拜，并引班禅入四知书屋赐座、慰问。之后，乾隆帝赐以御用黄盖肩舆，由章嘉活佛及内务府大臣护送班禅至须弥福寿庙内居住。这是清中央朝廷与西藏地方政权的一次最高等级会见，大大加强了中央与西藏地方的联系，故有“一座喇嘛庙，胜抵十万兵”之说。
黄教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俗称，由于蒙古贵族的推崇，得以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尊崇黄教，同样具有笼络蒙古及西藏地区的少数民族上层，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重要的作用，即如乾隆帝所说：“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36]礼亲王昭梿更为明确地指出：“国家宠幸黄僧，并非崇奉其教以祈福祥也。祇以蒙古诸部敬信黄教已久，故以神道设教，藉仗其徒，使其诚心归附以障藩篱。”[37]
总之，避暑山庄在笼络蒙古及新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上层，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正如乾隆帝所说，由于清廷在避暑山庄所采取的怀柔笼络政策，使得“新投之人”，有“一至如归”的感觉。对于那些“由驿而来”其他朝觐者，清廷“即命随围观猎，且于山庄宴赉……夫此山庄，乃我皇祖所建，以柔远人之地。而宴赉车凌等之后，遂平定西域，兹不数年间，又于无意中不因招致，而有土尔扈特全部归顺之事。自斯，凡属蒙古之族，无不为我大清国之臣”。[38]
4.指挥乌兰布通之战
康熙时期，中国西北地区的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为实现统治蒙古诸部，割据西北的意愿，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进攻喀尔喀蒙古，进军内蒙古，与清政府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并在乌尔会河大败清军，直抵现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境内的乌兰布通，距离清王朝的首都北京不过八百余里（直线距离）。康熙二十九年七月，康熙帝亲自进驻热河至木兰围场一线，直接指挥清军作战。八月一日，清军充分发挥火器的优势，大败准噶尔军队，其首领噶尔丹仅率数千人逃回科布多。
5.处理对俄问题
有清一代，清王朝与沙俄发生过多次边境冲突，同时，中俄两国也曾多次互派使团来往。俄国来华的重要使团共有七个，而清廷出使俄国的使团共有两个。
康熙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1685—1688），清军取得对沙俄雅克萨之战的胜利后，捷报首先送到热河。康熙二十八年五月（1689年6月），清廷全权使臣索额图前赴尼布楚，并代表清政府与沙俄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康熙三十二年（1693）俄国的义杰斯使团来华入京，康熙五十一年至五十四年（1712—1715）清廷的图理琛使团使俄回国，均是经古北口、热河、木兰一线来往的。
6.接见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
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特使马戛尔尼使团以为乾隆帝补祝八十寿辰（实际此时已是八十三寿辰）的名义，来到避暑山庄，向乾隆帝敬呈了英国国王的亲笔书函并敬献了礼品，向中国提出了开埠、通商、划一小岛给英国等要求。乾隆帝赏给使团的正使和副使玉如意各一柄，并在万树园的御幄赐宴，但拒绝了英国提出的各项要求。这是中英两个不同时代的帝国间发生的第一次碰撞，并由此开始了东、西方国家之间的全面冲突与斗争，中华帝国被逐渐拖入了资本主义的世界。
【注释】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87页。
[2]《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卷49，第３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93页。
[3]《清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卷35，第２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46页。
[4]《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卷102，第５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2页。
[5]《钦定热河志·行宫》，卷二十五，第十页，《文渊阁四库全书·地理类·史部二五三》，第495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370页。
[6]《清高宗御制诗·初集》，卷四十三，第三页，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集部，第五五一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0页。
[7]曼殊逸叟撰，胡家钰译：《热河内属中国及行宫驻防始末记》，第４页。藏于国家图书馆古籍部，无出版地、出版年。
[8]《清高宗御制诗·初集》，卷四十三，第三页—第四页，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集部，第五五一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0页。
[9]《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99，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91页。
[10]尹继善：《木兰随围感恩纪事》，《钦定热河志·艺文》，卷一百十一，第十三页，《文渊阁四库全书·地理类·史部二五三》，第496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698页。
[11]赵翼：《檐曝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页。
[12]《钦定热河志·行宫》，卷四十四，第三十九页，《文渊阁四库全书·地理类·史部二五三》，第495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754页。
[13]计成：《园冶图说·山林地》，卷一，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
[14]《钦定热河志·行宫》，卷二十五，第三页，《文渊阁四库全书·地理类·史部二五三》，第495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366页。
[15]玄烨：《芝径云堤并序》，《清圣祖御制诗文·三集》，卷四，第二页，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集部，第五四二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256页。
[16]海忠等纂修：《道光承德府志》，卷50，《艺文三》，第21－22页，《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17册，上海：上海书店，2006年版，第429页。
[17]玄烨：《芝径云堤并序》，《清圣祖御制诗·三集》，卷四，第二页，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集部，第五四二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256页。
[18]玄烨：《御制避暑山庄记》，《御制文第三集》，卷二十二，第二十页，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集部，第五四六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页。
[19]海忠等纂修：《道光承德府志》，卷50，《艺文三》，第22页，《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17册，上海：上海书店，2006年版，第429页。
[20]玄烨：《回銮抵古北口》，《清圣祖御制诗·初集》，卷八，第十三页，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集部，第五四二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94页。
[21]海忠等纂修：《道光承德府志》，卷50，《艺文三》，第22页，《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17册，上海：上海书店，2006年版，第429页。
[22]玄烨：《御制避暑山庄记》，《御制文第三集》，卷二十二，第十九页—第二十页，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集部，第五四六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182页。
[23]颙琰：《清仁宗御制文·二集》，卷四，第十一页—第十二页，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集部，第五八〇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138－139页。
[24]李鸿章等撰：《畿辅通志·关隘一，顺天府》，卷67，保定：畿辅通志局，1884年刻本，第11页。
[25]玄烨：《御制溥仁寺碑文》，《御制文第四集》，卷二十三，第十二页，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集部，第五四七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289页。
[26]海忠等纂修：《道光承德府志》，卷50，《艺文三》，第21－22页，《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17册，上海：上海书店，2006年版，第429页。
[27]海忠等纂修：《道光承德府志》，卷23，《田赋·户口·仓储》，第1页，《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17册，上海：上海书店,2006年版，第94页。
[28]《清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卷18，第２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42页。
[29]《清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卷９，第２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8页。
[30]《钦定热河志·巡典》，卷二十一，第二十页，《文渊阁四库全书·地理类·史部二五三》，第495册，《文渊阁四库全书·地理类·史部二五三》，台北：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321页。
[31]魏源：《圣武记》，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0页。
[32]郝经：《古长城吟》，《陵川古代诗词选辑》，太原：三晋出版社，2012年版，第34页。
[33]《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卷151，第５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77－678页。
[34]《钦定热河志·巡典》卷二十一，第二十页，《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95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21页。
[35]《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卷151，第５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77页。
[36]《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427，第27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4页。
[37]昭梿：《啸亭杂录》，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61页。
[38]《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卷892，第19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64页。
原文发表于《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8年，第23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