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蒲实
迷失在大英博物馆是很容易的事。每周六上午9点开始的“特别之旅”，将在一个半小时里带你“环游世界”。导展员谦虚地说：“这里有200万年的历史。今天我们收敛起野心，只游3500年。跟紧了，别掉队，别迷路。”
我们从建筑师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设计的玻璃穹窿包裹下的大厅出发，拾级而上二层，到40号展厅，进入1050〜1500年的中世纪，在刘易斯棋子的玻璃橱窗前停下。这套在苏格兰刘易斯岛发现的棋子是大英博物馆的宠儿。海象牙和鲸齿制成的87个小人少有能全部聚在一起的时候，时常忙着全世界旅行。不久前它们刚参加了大英博物馆的“世界史百物展”，巡游世界回来。威严的国王和陷入沉思中的忧郁皇后接见了我们。它们沉默不语的巨大叙述力量，只需翻翻近几年的“参展日程”就一目了然：在“百物展”之前，它们去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出席了“国王的游戏”特展，去日本一系列博物馆和美术馆出席了“世界文化的珍宝”巡展，在德国参加了“21世纪的图像与符号”和“欧洲与东方”这样的展览，在挪威和丹麦接见了“海盗与基督教”“海盗、斯堪的纳维亚和欧洲”等一系列展览的访客。象棋这种游戏公元500年左右在印度发明，从波斯传入伊斯兰世界，又从伊斯兰世界传入南欧，再北上到达北欧，然后北欧扩散到苏格兰。这一套神情各异时而滑稽的小人内在，有一个漫长辽阔的故事，把伊斯兰与基督教世界、苏格兰与挪威联系起来。
我们加快脚步。下一站是41号厅，600〜650年中世纪的英格兰。萨顿胡船葬的展柜前人头攒动，这是20世纪英国最重要的考古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个眉毛、鼻梁与胡子上的装饰构成了一只巨鸟的萨顿胡头盔，频频出现在英国的报纸和电视屏幕上，成为重建英国人国家认同的形象符号。这套连墓葬主人究竟是谁都还不清楚的物品，见证了罗马帝国撤离后英国没有文献记录的一段历史。它是一个并未完全解开的谜，漂浮在历史与想象之间。然后我们在68号钱币馆聆听，纸币是如何说服世人相信它们代表着同等价值贵金属的故事；在70号展厅罗马帝国馆观看，公元前50年至公元30年罗马一个玻璃加工厂制造的波特兰花瓶，奥古斯都统治下帝国的繁荣和奢华从它的身上静静浮现。
时空开始跳跃。我们穿梭到61号古埃及馆，进入到公元前1350年新王国时期一个中下层官员尼巴蒙（Nebamun）的墓葬，与他一起欣赏带着超自然神力的猫儿在春色中捕捉飞鸟；跳跃到6号展厅公元前600年左右的巴比伦王国，站在伊师塔门（Ishtar Gate）的狮子像前，遥想尼布甲尼撒二世征服犹太国和耶路撒冷的历史，描摹已消失不见的“空中花园”。然后我们走下楼梯，在585年制造的佛像注视下，穿越中国古代的南北朝，来到1000〜1200年的复活节岛雕塑前，倾听它与旁边的当代装置有关“生与死”的跨时空对话。在最后的半个小时里，我们去了16〜17世纪的尼日利亚的贝宁，穿行到亚历山大统治下的埃及阅读罗塞塔碑的文字，最后在18号厅的希腊帕特农雕塑前结束旅程。
在大英博物馆时空交错的小径里和展厅间穿行，我常想起博尔赫斯想象里的巴别尔图书馆。无穷多的六边形房间和联结各层各空间的旋梯，构成了那个通过分类排序组织起来的百科全书图书馆的知识空间。每个房间里都有若干书架，每个书架有五个书栏，每个书栏上有32册的书，每本书都有410页纸，每页有40行，每行大约能写80个的字母，字母有22个，3个标点符号。这些符号的排列组合，将包含着世界知识发展延续的无限可能，宇宙因此有了“无穷无尽的希望”。某个书架上，还藏着一本图书馆所有书籍的总目录，那将是一本包含着混乱无序、澄清世间所有奥妙、一次次解释重构世界秩序和探索世界本质的书。我时常感到，那些六边形蜂巢般的房间在大英博物馆化身为一个个展厅，那些文字符号则化身为定义了一件件藏品物质属性的复杂编码。覆盖人类七大洲、200万年历史的700万件藏品，在这个博物馆的容器织成了迷宫般错落时空的网络，它们如果打破既定的展厅、区域和历史时期的划分，相互生发联系和排列组合，就将产生近乎无限的可能性，又将储存和容纳多少的知识。更何况，这些藏品还处于一个全球性的博物馆网络中。它们还可以与成百上千个百科全书式或主题性的博物馆里的无数藏品对话、关联和重新排列组合。这些藏品叙事的可能性将有多少种呢？必然是趋于无限的。
这样的事情正在发生着。在大英博物馆里，你能看到古希腊的陶器、古埃及的浮雕与当代伊朗艺术家对话西班牙艺术家戈雅的装置排列在一起，共同讲述“战争与美学”的主题；你也能看到来自柏林博物馆的南亚湿婆雕塑、来自圣彼得堡冬宫的东正教器皿、来自大英博物馆的唐卡与来自世界博物馆网络的琐罗亚斯德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展品一起陈列，叙述着宗教信仰的共通性。2010年，大英博物馆与英国广播公司的合作，每一期用一件藏品讲述一段历史，遴选100件藏品，讲述世界史。4年多时间里，400多位馆内工作人员、100多位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作家参与到遴选展品和讲述展品的故事中来，创下了1100万人次的收视率，大获成功。节目最后变成了一本书，《100件物品里的世界史》，这本书就像博尔赫斯“巴别尔图书馆”里的那本总目录，推动了一次全球巡回展览。大英博物馆的“百物展”在北京3个月就创下了约30万人的参展纪录，令人想起1966年大都会博物馆那场推动博物馆变革的“图坦卡蒙大展”。大英博物馆的空间逻辑也在发生着变化。欧洲展厅的钟出现在重新开放的中国展厅时间线上的近代时刻，各个展厅之间正在寻找着打通和对望的新方式。
在大英博物馆里穿梭，你会发现三种叙事的迷宫。第一种是线性的，你只需顺着一个展厅里的时间线索向下走。第二种是树状的，人类文明的起源就是大英博物馆隐形的树干，你每进入一个地区的一段历史，顺时间河流往下漫溯，都无法再连续进入另一个地区历史的开始。你需要折返到时间分岔的地方，重新开始。第三种类型是网状的，一个点可以和许多其他点联结，构成一个无中心的网状组织——而这，正是意大利学者翁贝托·埃柯所说的“百科全书式”的结构。物品的那些多维属性——产地、时间、流转、归属、材料、价格、图像、风格、装饰⋯⋯让它们每一个都成为很多可建立联结的点；而这些内在的属性，就像一个个互联网的“超文本链接”，可以生发出多重路径的叙事。博物馆的空间里每一个出乎意料的物与物之间的联系，都将把你带入一本可以穿行其间的百科全书。
从催生了大英博物馆的最初收藏和分类开始，大英博物馆慢慢建造起一座路径分岔的迷宫。而“迷宫”这个概念，不仅在17世纪的数学家莱布尼茨的思想中就已成形，而且在18世纪狄德罗《百科全书》的论述中也以清晰明确的方式呈现出来。那正是大英博物馆起源的启蒙时代，启蒙思想突飞猛进地从自然科学扩展到了人文历史领域。
大英博物馆另一个至关重要的成长时期，伴随着殖民扩张和帝国的历史。它对世界文明的兴趣和关注、对全世界藏品的大量收藏，都与这段历史无法分开。今天，藏品的征集方式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闫志告诉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文物主权”概念兴起，大英博物馆征集和策展的思路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们的主导地位，从收藏、陈列，更多的转为体现在“研究、展览、议程设置和主题性展览”。公共博物馆的职能领域不断拓展，从“历史的收藏者”，逐渐变为“历史的参与者”，通过策展提供一个公共话语的“论坛”空间。在大英博物馆里，你能看到它对叙利亚难民问题的关注、对宗教交融与冲突的讲述、对伊朗局势投注的目光、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反思，以及让古代文明与当代人身体和健康问题的对话。
我们今天对博物馆的认识，已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知识界、艺术界对启蒙运动与理性的反思。在沃尔特·本雅明的一篇文章《开箱整理我的藏书》中，他谈到，他之所以需要一个图书馆，看重的不是图书馆里书的内容，而是人与书相遇的过程和书本身的命运。获取书的过程中，“每个回忆、念头、感觉以及书籍的全部细节（出版日期、地点、装帧工艺等）一同形成了一部百科全书，其精髓是一本书被收藏整理的命运”。米歇尔·福柯用同样的方式，讲述了档案的作用。他说，我们接近历史的方式，不仅仅是靠读取档案中的内容，实际上，置身于档案架之中就是接触历史。知识的“考古学”，强调的既不是向作者这个源头进行追溯，也不是向思想的历史源头进行追溯，而是强调文献和文献之间、档案和档案之间断裂、发散、破碎的关系。“昔日玫瑰以其名流芳，今人所持唯玫瑰之名。”当“所指”与“能指”的关系随着岁月流逝已变得模糊，甚至因为过于丰富而变得虚空，那么就无需再去挖掘档案的“所指”。文献因而不再是一个纵深的载体，而是在一个空间系统中占据着序列特定位置的话语。这种物质状态，正是博物馆里那些有着内在地质时间的物品所具有的特性。
艺术批评家约翰·伯格说，观看先于语言。“在观看的范围内，我们可以更确切地在词语难以达其意的领域内，界定我们的经验。不仅是个人经验，还包括关于我们与过去的关系本质性的历史经验，也就是那些求索给予生活以意义的经验，尝试理解历史、使我们能在其中成为创造者的经验。”神庙的石柱间，含混不清的词语浮现出来，好似悠长的回音于远方混同，归入幽暗而深沉的和谐里。博物馆里，“广大如光明，浩漫如黑夜”。